技術科技的進步和互聯網的普及在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增添新動能的同時，也給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監管帶來了新的命題。如何通過有效改革來應對各種挑戰，提升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能力，落實起來都是極其艱巨的命題，但只要廣大金融研究者、管理者、參與者能夠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中國金融改革的腳步就能夠跟上市場和時代的步伐，中國經濟的未來仍然充滿希望。敬請閱讀。

　　在經濟新常態的大背景下，中國的金融行業正面臨著收縮周期的挑戰。本文分析了當前金融風險的表現，對如何緩解金融風險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做出建設性建議。本文認為，技術科技的進步和互聯網的普及在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增添新動能的同時，也給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監管帶來了新的命題。如何通過有效改革來應對各種挑戰，提升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能力，落實起來都是極其艱巨的命題，但只要廣大金融研究者、管理者、參與者能夠解放思想，與時俱進，中國金融改革的腳步就能夠跟上市場和時代的步伐，中國經濟的未來仍然充滿希望。

　　中國的金融改革伴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歷經了不同的階段，針對每個階段的實體經濟狀態，提供了相應的金融服務，為中國30多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雖然在改革的過程當中，由于歷史和認知的局限性，中國的金融改革或多或少走了一些彎路，但從整體上看，中國的金融改革成功地滿足了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農業國家到現代化國家的雙重轉型過程中對金融的需求，并通過自身的不斷改革，化解了多次國內外因素帶來的危機，保障了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實現了貨幣和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在當前經濟新常態，經濟發展面臨較大壓力的情況下，中國的金融體系承受著更大的壓力，國內外潛在風險隨時可能因為某些不確定的黑天鵝事件引爆，對中國的金融安全構成威脅。面對這樣的局面，經濟領域，尤其是金融領域的研究者、管理者、參與者需要冷靜應對，科學判斷，根據實際情況審時度勢，即維護當前的穩定發展的局面，又破解深層次的風險積累。為此，需要對中國金融改革的歷史和現狀進行梳理回顧，以便尋找正確的答案。

　　近40年來金融改革的進展

　　金融是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素，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金融資源的調配來配置資源。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當中，金融業也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成熟而逐漸發展壯大，從政府部門的僵化有形之手逐漸轉換成為市場配置資源的無形推動力。

　　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經濟體制還沒有打破，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人民銀行一統天下，同時行使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職能。人民銀行貸款與財政撥款無異，管理體制還高度集中，實行統收統支，存款全部上繳總行，貸款按計劃層層下批。在農村改革率先啟動的情況下，1979年1月，為了加強對農業的扶持，首先恢復中國農業銀行。當年3月，為加快對外開放和對接國際金融業務發展的需要，設立中國銀行為專門的外匯專業銀行。1979年底，成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恢復國內保險業務。通過這些改革，開始逐步理順金融體制。1983年，國務院做出《關于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決定》，決定成立中國工商銀行，承辦原來由人民銀行辦理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中國人民銀行不再從事具體業務，專注于行使貨幣發行和信貸管理等方面的職能。由此形成了以中國人民銀行履行央行職能，四大銀行各司其職的初步的專業銀行體系。這個初步的金融體系的形成，為1984年農業大豐收之后開啟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奠定了金融基礎。

　　隨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反過來又要求金融體系能夠進一步向市場化方向改革發展，一是各種不同種類的金融市場主體大量出現填補市場空白，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及由城市信用社轉化而來的城市商業銀行開始興起，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中國平安保險公司等全國性和區域性保險公司陸續成立;二是各類金融市場大量涌現，上交所和深交所先后成立，初步形成中國股票交易市場體系，其他如同業拆借市場、票據市場、外匯市場等銀行間市場等都陸續誕生運營。金融市場體系逐步完善。

　　此外，在外匯管理方面，從改革開放伊始到1993年期間，中國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外貿管理體制改革和國家利用外資政策相呼應，同步推進改革，對高度集中、統收統支的外匯管理體制逐步淘汰，實行外匯留成與上繳制度，在此基礎上培育出外匯調劑市場，形成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架構進行了設計，對市場主體和市場體系提出了要求。金融業隨之做了適應市場化方向的系統性改革。以銀行業為例，先后出臺《中央銀行法》《商業銀行法》，明確劃分了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職能，從法律上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的央行地位，同時通過對商業銀行的定位為競爭性金融市場的培育鋪平了道路，四大國有銀行先后進行商業化改革，一批全國性和地方性商業銀行相繼成立，金融供給更加充分。1994年，又先后成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健全了政策銀行體系。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隨著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推進和對市場化要求的進一步提高，外匯管理體制再次改革，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20世紀90年代，為了應對蓬勃發展的金融行業的監管需求，證監會和保監會相繼成立，監管體系也隨之建立和完善。與此同時，中國在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改革發展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宏觀調控框架，明確了當時國家計委、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各自功能，宏觀調控從直接調控加快轉向間接調控，符合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對中國金融市場產生了沖擊，一批運營不夠規范、先天不足的金融機構破產，銀行風險也大面積暴露，對金融機構的規范化、專業化的要求越來越迫切。為此，金融改革必須進一步推進，在商業銀行運營方面，首先對會計準則進行了改進，之后修正貸款分類制度，摸清家底。爾后為充實資本、引進先進管理經驗，主要金融機構都開啟了上市步伐并漸次登陸資本市場。農村信用合作社以及一些中小商業銀行業都進行了規范化法治化改革。在證券市場方面，2005年中央下決心解決了股權分置改革的難題。在金融監管方面，2003年新設了銀監會，并理清了其與人民銀行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的責任關系，最終形成了一行三會的監管格局。

　　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持續推進，中國初步形成了金融市場和監管體系，為中國應對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機帶來的沖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對金融市場和金融監管都形成新的挑戰，與此同時，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和金融產業的跨界融合對金融監管形成了新的挑戰。金融產業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有待加強。凡此種種，都表明中國的金融體制還有很大的改革進步的空間，且已經又到了改革重要的時間窗口。

　　當前金融風險的表現及如何緩解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的努力，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經濟擴張周期里形成的金融體制并不一定能夠承擔經濟回落周期當中形成的金融風險壓力。在經濟新常態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體制當中存在的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都會以金融風險的形式漸次集中在金融市場暴露。“互聯網+”的時代，金融產品的跨界融合以及科技產品與金融產品的跨界融合，也使得金融市場產生了新的不確定的風險。總體而言，當前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高杠桿風險。“三去一降一補”是中國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其中，去杠桿就是專門為了防范長期性和系統性的風險，降低高負債率。據有關媒體估算，2015年中國非金融部門，也就是包括企業、居民和政府部門在內的實體經濟部門，負債總額大約人民幣175萬億元，占GDP的比重接近260%。這個數字沒有包括理財產品和其他非標產品形成的債務。而截至2016年末，理財規模達到29.1萬億元，與表內資產比重由2014年底的6.5%升至2016年底的16.5%。不計算理財產品形成的杠桿，僅前述260%的負債率就遠超一般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在低于這一負責率水平時就發生了債務危機。雖然也有很多發達國家負債率超過中國，而且中國的較高的居民儲蓄率大幅度降低了債務危機的風險。但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杠杠率攀升速度極快，近乎翻倍，而投資回報率卻在顯著降低。尤其是近年來，民間投資大幅度下滑，主要靠一向被認為效率較低的政府投資的拉動。在政府投資節節攀升的同時，地方債風險問題日漸突出，政府為主的投資除了與房地產相關的賣地收入外，許多基建投資是沒有收益或者收益無法覆蓋未來的還本付息的。這樣的高杠桿潛伏著較為嚴重的金融系統風險。

　　第二，房地產風險。自20世紀90年代末結束單位福利分房開始，房地產已經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當中的一項支柱產業。房地產行業的發展一方面改善了居民的住房條件;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府有了充足的財政收入和融資擔保來源，來完成基礎設施投資和中央地方財政事權和財權并不匹配條件下民眾的各項基本保障。但是房價的快速增長并與居民收入的脫節使得房地產逐漸成為一項金融產品。作為金融產品且不斷炒高的房地產蘊含著巨大的風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就是肇始于美國兩房的債券。2016年初以來，房地產又進入了一輪新的加價周期，其中很大的誘因，是與2015年以來利率處于低位，影子銀行貨幣派生能力的大幅提高帶來的貨幣供給的加大有關。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的新一輪上漲，反過來又刺激金融領域的加杠桿，形成惡性循環。圍繞房地產不斷增加的金融杠桿，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則遲早形成大規模的風險集聚并爆發，尤其是中國大規模的地方債，其起點是在房地產領域，一旦房地產價格暴跌，地方資產負債表必然出現嚴重的失衡，銀行業將受到嚴重的沖擊。對于這樣巨大的潛在風險，必須未雨綢繆，盡早拿出長效治理機制。

　　第三，匯率風險。匯率風險也是當前金融領域最為重要的潛在風險之一。世界經濟疲軟導致中國入世以來拉動經濟的出口一度疲軟，貿易順差減少，這必然導致外匯儲備規模較之過去巨額順差情況下減少。此外，在金融新常態的背景下，看空中國經濟的聲音逐漸升高，加之全世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速度都不容樂觀，在美聯儲加息的影響下，熱錢回流也導致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波動。與此同時，中國實體經濟領域的高稅負和法治的不健全，也使得一部分企業家乃至中產階級向境外轉移資產。在以上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的外匯儲備從4萬多億美元一度減少到跌破3萬億美元。當前中國外匯儲備仍然是充足的，尚無直接造成金融風險的危險。但是外匯儲備在短期內的大幅度下滑的趨勢和速度是令人憂慮的，如果外匯儲備繼續快速下降，則會帶來不可測的風險，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應對。

　　第四，混業經營和跨界融合風險。中國形成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格局之后，金融業有了長足進步。現代金融業的發展必然加速金融混業經營的態勢，同時，以規避監管為目的的金融創新也會創造諸多混業的金融產品?；鞓I經營尤其是監管套利的混業金融產品是釀成金融風險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ヂ摼W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普及還帶來了金融產品與互聯網的跨界融合。2014年以來，互聯網金融的迅速崛起，各種金融產品通過互聯網的渠道直接呈現在金融消費者興起，市場一度出現金融即將完全脫媒的呼聲。但是脫離了監管的互聯網金融在2015年來就迅速出現了各種風險，尤其是P2P領域，大量沒有金融牌照的網上理財平臺或倒閉、或卷款潛逃，造成市場的波動乃至不穩定。金融創新有助于經濟的發展和活力的提升，互聯網金融創新也是活躍金融市場的歷史大方向，但是如果不注重控制風險，負面作用就會迅速顯現。

　　就具體微觀的金融經營主體而言，金融業本身就是經營風險的行業，控制風險是金融業的核心要義。在宏觀層次，緩解金融風險、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爆發是金融監管的重要職責，所以才有了宏觀審慎監管這個提法。但是，從前述對各類對金融風險的梳理來看，緩解金融風險、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還不僅僅是金融監管部門的責任，因為實體經濟部門的不協調、不健康的因素都逐漸會轉移到金融部門，或者說經濟結構當中深層次的矛盾最后都體現到金融部門上來，部分金融風險的產生不是金融監管部門能夠左右的。對照當前的具體情況，緩解金融風險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要固本培元，促進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金融雖然是國民經濟的血管和命脈，但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都是實體經濟，金融歸根結底是要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就是毛發和皮膚的關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實體經濟發展好了，金融即便有所動蕩，整個經濟體仍然是穩定的。譬如日本雖然曾經因為金融問題爆發“資產負債表”危機陷入失去的十年，但是日本的產品暢銷全世界，日本的社會仍然十分穩定和諧。從這個角度講，中國要進行供給側改革，提升中國的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的品牌和質量，是完全正確的。

　　第二，要做好財稅體制改革，化解地方債和房地產風險。地方債規模擴大和房地產價格的飆升與地方財政體制密切相關。在中央財權和事權不匹配的條件下，地方沒有充足的收入還要承擔人民群眾的各類兜底保障，財政壓力很大?，F有制度下，代議機關對政府的財政約束又相當疲軟。如果對此沒有重要的變革，那么地方債和房地產風險都比較難以化解，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有理順財稅體制，使地方政府獲得更多的正稅來源，同時通過房地產稅有效調節房價，才能杜絕這方面造成的向金融領域積聚。

　　第三，要高度重視法治建設。市場經濟本身就應當是法治經濟，金融市場的平穩發展更加需要法治。從世界范圍來看，幾乎沒有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不是在法治發達國家。這首先是因為，金融的本質是信用，信用的基礎是信心，如果法治缺失，權力能夠為所欲為，能夠隨意打著各種旗號改變規則，那就必然導致信心的缺失，這不僅僅導致精英乃至中產階級的轉移資產和移民，導致外匯儲備的損失，而且當信心缺失到一定程度，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觸發嚴重的系統性風險。

　　第四，做好金融監管協調工作。金融行業的混業經營和跨界融合給金融監管帶來的巨大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不同金融監管部門之間如何進行有效的協調就變得至關重要。盡量減少監管的空白區域就能夠盡量減少不必要的金融風險的暴露。金融監管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最后一道防線，有效的金融監管能夠為緩解金融風險，調整經濟體內部結構失衡爭取時間，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風險的強度。

　　金融如何為實體經濟服務

　　金融如何有效地為實體經濟服務，這是全球所有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中國也不例外。當前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的一個較為突出的弊端是，實體經濟發展較為困難，缺乏資金支持，大量資金或者流入房地產行業，或在金融資產內部循環投機。以央行2016年7月信貸數據為例，當月人民幣貸款增加4636億元，住房部門貸款就占了4575億元，絕大部分貸款到了房地產行業。實體經濟利潤微薄，而房地產炒作和金融投機則利潤驚人。中國經濟要持續健康穩定發展，這種情況亟須得到改變。

　　因此，必須分析研究中國當前實體經濟發展的狀況和阻礙發展的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發展迅猛，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中國制造響徹寰宇。根據德勤發布的《2016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指數》，中國制造業規模非常大，2010年就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但是近年來由于需求下降引起工業活動不斷下滑，進而導致工廠產能過剩。如中國汽車行業目前產能利用率，從2009年的100%下降至70%。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已經從2007年的41%下降到2014年的36%。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本來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低廉的勞動力、低廉的環境成本、廣闊的國內外市場以及成熟的國際貿易規則。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后，國際市場就出現疲軟狀態，國內原有的優勢，如相較而言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環境成本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步走高，原來被低廉的勞動力、低廉的環境成本覆蓋的后發劣勢則逐漸浮出水面，如稅負高、物流成本高、能源成本高、權力尋租等等，以及融資難、融資貴。實體經濟的每一個微觀市場主體都面臨各種類似的難題，很多市場參與者就不愿意再向實業進行投資，而轉向海外投資或者金融房地產投機。這也是為什么去年以來民間投資大幅度下滑和M1與M2數據背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要做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工作，要掃清實體經濟發展的外部障礙，讓投資實體經濟變得真正有回報。這需要我們切切實實地區轉變政府職能，節約“三公”支出，以騰出降低稅費的空間。還要剔除盤踞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實體經濟上游的壟斷，提高效能，以降低企業各方面的成本，為企業能夠在勞動力成本和環境成本方面的提高預留空間。我們還要嚴格制約權力，確保權力在法治的范圍內行使，盡最大可能減少權力對企業的尋租，為實體經濟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法治環境。黨的十八大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正確發揮政府作用，具體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領域，最佳的路徑是使金融資源能夠通過市場自由選擇通過股權投資、債權投資等方式流入到實體經濟里優質的企業中去。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需要政府為實體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增強實體經濟對金融資源的吸引力，這恰恰是政府應當做的事情。

　　要做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工作，需要做好金融基礎服務工作。實體經濟融資貴的責任并不完全在金融機構，金融基礎服務缺失也是重要成因。以征信服務為例，實體經濟當中許多中小企業資信不足、屢屢發生逃廢債現象也是銀行等金融機構不愿意進行資金支持的原因之一。在許多金融機構看來，相較于中小企業乃至一些大企業，政府至少不太會有道德風險、不會破產倒閉，所以各金融機構都緊盯著政府融資平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大量擠占了中小企業的信貸資源。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使金融機構能夠準確把握中小企業的咨信狀況。目前央行雖然建立了征信數據中心，但是鏈接的只是各金融機構之間的數據，與地方稅務、電力等部門之間仍處于數據分割的狀態，需要打破信息孤島才能建立更加實時可靠的征信體系，繼而才能使金融機構愿意為實體經濟服務。整體來看，這仍然是政府部門在創造環境方面應當做的事。

　　要做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工作，還要積極跟進金融科技發展的腳步。2014年興起的互聯網金融雖然在當前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甚至很多詐騙犯罪分子在其中魚目混珠，嚴重侵害金融消費者的利益。但任何一個新生事物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互聯網+”與金融具體如何結合，還需要市場和監管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當程度的磨合。互聯網金融尤其是“互聯網+供應鏈金融”“互聯網+消費金融”等，構建了諸多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的渠道。在互聯網金融和金融科技興亡的大潮之中，有關部門在加大整治力度的同時，也要看到其中的積極成分，這些積極成分很可能是中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未來方向。

　　文章來源：《清華金融評論》2017年11月5日(本文觀點僅代表作者作為一位研究人員個人的看法，不代表任何機構的意見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