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全先生：“改革師者”，我這樣稱呼您，好嗎?一則，您一生癡心改革，誠如您的學術自傳書名所言：《一生為改革鼓與呼》;二則，您多年對我“傳道、授業、解惑”，確為師者。

　　本來，今年(2021年)6月21日，我離開北京返長白山小鎮前，曾給家通了電話，聽說您病情多少有些趨緩，期待您能堅持，能扛住，能親歷終生難得一遇的“百年慶典”。

　　誰知，天有不測風云。6月27日傳來您不幸離世的消息：下午3點01分，您走了，匆匆地走了，離“七一”，只差三天啊。

　　于是，第一時間，我給您的戰友、體改會會長彭森先生和您的夫人錢醫生發去唁函，深切悼念，并留言：“歷史將永遠記住高老對中國改革事業的貢獻!”

　　連日來，修澤懷著悲痛與思念之情，重溫您送我的《建言》、復讀您寫的《自傳》，回看一起的合照，再到您居住過的七號樓前，追憶多年來您對我的傳授、扶持和指點，往事一幕幕涌上心田…

　　一、80年代：由神交到相識

　　您知道，我是1979年春到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從事理論研究的，重點研究體制問題(屬制度經濟學范疇)。1980年一天，在報上看到介紹您50年代刊于《人民日報》的調研報告，也是您的開山之作：《企業要有一定的自治權》(某些追憶和書籍誤寫為“自主權”，原作系“自治權”)。

　　圖1，高尚全《企業要有一定的自治權》，聯合國翻譯稿(1993)

　　您在此文一針見血指出：“工廠自主權過小，中央主管機關集權過多、過細，有諸多弊端。”正是在揭示這一嚴重問題的基礎上，您提出：在“技術管理”、”計劃管理”、“財務管理”、“人員組織管理”和“對外關系”五方面“給企業放權”。這是什么時間提出的?是1956年12月6日啊。到我看到時(1980年)，已經過去二十三、四年了。您的超前觀點，您的大膽建言，使我心靈受到震撼。我記住了這個名字：高尚全。

　　也正是受此啟發，結合所內分工和改革試點，我著手研究您說的“給企業放權”，并由此拓展到研究更深層的“企業產權”。我不知道：這是學術探索的淵源，還是人生際遇的情緣?

　　1984年9月，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會議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召開(史稱“莫干山會議”)，我有幸參會。那時，您正在國家體改委“負責調研”工作。正是在此會上，遇到你委的中青年徐景安以及會前在三里河與您見過面的張維迎(他已經內定將去您籌建的“體改所”工作)，說起您，說到您正在籌建“體改所”，也說到您的改革觀點，談話中流露出對您的尊敬之情。會后，另有幾位莫干山骨干，如王小魯、張鋼、張少杰、高梁、刁新申以及蔣躍等等，或先或后地調入您領銜籌建并擔任首任所長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連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研究室的郭凡生等三年后也相繼加入)。這里固然有時代的機緣，同時，我想：與您個人的吸引力，特別是理念，也應該有某種情緣吧?

圖2，1984莫干山會議照

　　這期間，曾發生一件小故事：改革初期，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接受了國家下達的重要科研任務——《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依據研究》。在老師、著名經濟學家谷書堂教授的主持下，經過三年的研究和寫作，谷老師帶領我們(楊玉川、常修澤)完成了一部長篇研究報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主張按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的思路實施改革。該研究報告內部上報后，1984年7月前后(十二屆三中全會《改革決定》起草期間)，還曾接到北京來電，說報告中間“缺一頁”(即所謂“缺頁的故事”，本人《學術自傳》對此有實錄)。

圖3，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圖片

　　有意思的是，在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8月底，您在北京西苑旅社(現西苑飯店)召開研討會，并在9月7日將研討意見上報，建議中央“要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后來見到有關領導這段批示：“請起草小組閱，馬洪同志也有這個意見。”)對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理念，幾家研究報告(包括體改委、社科院以及南開報告等)，可謂“不謀而合”。此時，雖然與您未曾謀面，但有一種“神交”的感覺。

　　圖4，高尚全先生《建言》中有關西苑旅社研討會片段

　　由神交到相識，與您第一次謀面，是1988年在京西賓館。那次，您主持由國家體改委召開的“全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討論會”，我和戈曉宇的論文《產權市場論》有幸入選，并引起您的重視，安排我在大會上發言(該文會后發表于上?！秾W術月刊》1988年第12期)。正是受此激勵和鼓舞，我在此基礎上，連續幾年作戰，主筆出版了《產權交易：理論與運作》(第1版)。您欣然為之作序，除提到當年對《產權市場論》“引起興趣”外，并稱新著為“產權交易領域的一項新鮮成果”，還在《經濟日報》發表書評《對國有企業產權交易的新探索》。這第一回謀面，第一次推薦發言，以及您為我專著寫的第一篇序言和書評，作為一個中青年經濟學人，受此扶持，我怎么能忘記?

圖5，《產權交易：理論與運作》序言

　　更使我難以忘懷的是，1989年春天的 “改革十年”大會(全稱為“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論與實踐研論會”)，在北京京豐賓館舉行。近日，微信群流傳當年大會主席團名單，您位列十名執行主席之首(我作為天津代表忝列其中)。在這個有全國400多位代表參加的大會上，各種思潮涌現：穩健改革、偏于保守和偏于激進三種意見激烈爭辯。我參加了幾次執行主席會議。在您和李克強、李源潮、劉延東等執行主席的共同主持下，會議順利進行并圓滿結束。閉幕前，受到中央政治局、國務院領導和中央顧問委員會老同志的接見。在改革十年這一關鍵節點上的會議，受到各方關注和重視，是很不容易的。對這樣一個重要會議且直接共事數日，我又怎么能忘記?

　圖6，當年“大會主席團”名單

　　二、進京之后：最憶指點與支持

　　1995年，我調入北京，在原國家計委(1998改為國家發展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2003年，您原所在的國務院體改辦與國家發展委合并，聽說新機構的簡稱還是您提議并堅持的：“國家發改委”。因同在一個系統，使我有機會更多接觸您，也有更直接的當面討論和交流。

圖7，參加《經濟研究》高層論壇，圖為高尚全(左二)、王夢奎(右二)洪銀興(左一)，常修澤(右一)

　　這期間，得到您的諸多指點和支持，難忘的片段很多，這里只選兩件。

　　一個是關于“廣義產權”。我沒有忘記，2003年春，國家發改委新建伊始，中央決定當年10月召開十六屆三中全會，要討論《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您是《決定》起草組成員之一)，其中打算寫一段“產權制度”。根據中央起草組的部署，國家發改委通過宏觀院讓我提供一份內部基礎性研究報告。基于學術積淀，我在研究報告中建議中央“從廣義上”把握“產權”內涵，從而“使要素產權體系完整化”。上達后，起草組領導約見交談，并將談話轉您所在的起草組。全會之后，您告訴我：觀點有新意，但需要進一步完善。

　　根據您的指點和林兆木先生等幫助，會后幾年，我從橫向“廣領域產權”(包括“天”——環境產權、“地”——資源產權、“人”——人本產權)以及縱向“多權能產權”和內核“四產權制度”三條線進行拓展、完善。六年后的2009年，我的《廣義產權論》出版。

　　出版后，有肯定，也有非議：如說天地人產權是“異想天開”，產權三要義(廣領域、多權能、四聯動)“過于寬泛”等等(這很正常的)。在此之際，您也參與討論，公開發表文章，支持“從世界和中國大局研究產權問題”;肯定“廣義產權理論”，認為“對國家發展有應用價值”等(見高尚全：《一部帶有開創性的產權理論著作》，《中國經濟時報》2010年11月27日)。今天，再憶這段往事，再讀您的文章，既感謝您2003年的指點，也感激您2010年的支持。

　圖8，《中國經濟時報》2010年11月27日

　　另一個是關于“人本經濟學”研究。您知道的，我雖在1986年提出關于“人本經濟學”課題申請報告，但一直進展遲緩。1995年進京兩年后(1997年)，得悉您在參與十五大報告起草期間，建議中央把“自由” “人權”寫進去。您的這一重要建議被認可，十五大報告在寫進“自由”的同時，還出現金子般七個字：“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個體現人類現代文明的理念，無疑給我探索“人本經濟學”鼓了勁、壯了膽。

　　正是基于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的“尊重和保障人權”理念， 十六大前，即2001年，我在內部研究報告《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的基本判斷和改革新階段的戰略思考》中，建議中央“把人的發展作為一個獨立的、完整的指導性理念來提出”。

　　七年后，2008年，人本經濟學研究成果專著之一《人本體制論——中國人的發展及體制安排研究》出版。又過七年，2015年，人本經濟學研究成果專著之二《人本型結構論——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新思維》也出版問世。在書中，按照我的人本經濟學理念，特別挖掘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關于“人”是主人、“品”是“仆役”的思想，試圖與傳統的“物本經濟學”和“權本經濟學”“ 劃清界限。我沒有忘記：出版后，您在《經濟參考報》撰文給予支持，題目雖然只有八個字：“主線獨特.立意新穎”，但觀點鮮明，呵護有加，頗感溫暖(見高尚全：《主線獨特.立意新穎》，《經濟參考報》2015年12月1日)。

圖9，《經濟參考報》2015年12月1日

　　其實，得到您的指點和支持，遠不只這些，僅從上述兩例就可看出，您作為老一代學者，對后學的關心、幫助與扶持。

　　三、最近十年：白山莫干續前緣

　　2009年，80歲的您，退下任職十年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擔任名譽會長，并仍任中改院董事局主席。兩年后(2011年)我也從宏觀院退休。退休后，到哪個地方去讀書寫書最佳?恰好，2013年吉林省政府長白山管委會邀我在長白山國際生態論壇講“環境產權”，我看中了論壇所在地——二道白河小鎮。又恰好，您因為謀劃吉林“長吉圖”開放戰略并擔任顧問，也選擇了這里。

　　佛家解釋何謂“緣”?——“世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生命體，在各自獨立運行過程中，偶然相交的那個‘點’，就是‘緣’”。尚全先生，我們兩個“生命體”各自獨立運行，在長白山同一小鎮“偶然相交”，不知這是天之意，還是人之緣?

　　在小鎮，先是街坊，后到2016年住進同一小區，又成鄰居。朝夕相處間，您給我講了很多很多，包括您的諸多建言和領導決策等，使我腦海中形成一條條思想鏈。

　　集大成者，是您贈予我的“紅皮書”《改革建言與領導批示》(內部版)。

　　圖10，紅皮書

　　這個內部版實錄了您從事改革幾十年間“給中央提出的建議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這些建言的批示”，我仔細閱讀，多達51件啊(其中您在《學術自傳》中，就精選了您認為“最值得回憶的成果”32件)。在中國改革史上，您像一員沖鋒陷陣的前鋒， 關鍵時刻，沖在前面，“破網”而出線。今天，再次看到您寫給“修澤教授”的贈言 ，特別是落款“于長白山”，此時此刻我身在此山，怎么不令我更加懷念?!

　圖11，寫給“修澤教授”的贈言 “于長白山”

　　我不會忘記：2018年在小鎮一起撰寫《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經濟學家學術自傳》叢書(張卓元、高培勇主編)中各自《自傳》的日子。因為《經濟研究》編輯部和廣東經濟出版社要求在改革40周年之前交稿，那年夏天是在與您反復切磋、斟酌中度過的。

　　圖12，《高尚全學術自傳》

　　切磋中，商定了您的書名《一生為改革鼓與呼》，也商定了我的書名《產權 人本 轉型——通往未知境界的理論探索之路》。考慮到您的經歷就是一部中國改革史的縮微版，我曾建議您縱向按年代寫(五個10年)，您則鼓勵我按探索的三個理論寫(“產”、“人”、“轉”)。今天，重看我在《學術自傳(后記)》中寫下的“2018年6月開始”這一段：“期間，曾在小鎮與高尚全先生交流寫作體會，并請高尚全先生審讀部分初稿”， 特別是再看您18萬言的《學術自傳》，回想在長白山小鎮的歲月，真是感慨萬千。

圖13，《常修澤學術自傳》后記片段

　　最近十年的交往，不只是長白山，更有莫干山。2012年，即在1984年莫干山會議召開28年后，由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時任主任曹文煉)接棒，發起舉辦“新莫干山會議”。彼時，您已經83歲，但您依然以年邁之軀，親臨莫干山，并在開幕式講演，呼喚十八大后要繼續“改革攻堅”，希望“莫干山精神薪火相傳”。我參加了此會，并在會上作了《十八大后中國改革戰略探討》的學術發言。會后，蒙您的厚愛，將題目更改為《新階段改革戰略與“五環式”改革運作》并把它收錄在您主編的論文集《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中(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被評為“2013年度中國好書”，并被翻譯成日文，在國外出版)。顯然也與您在國內外的名望和影響有關。

　圖14-15，《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

　　特別是， 2019年，莫干山會議35周年，您以90歲高齡冒雨上山，為當年莫干山參會老代表頒發獎章，并為新一代莫干山人頒發獲獎證書，這對莫干山新老朋友來說，是多么難得的紀念。

　圖16，頒發獎章集體合照

　　更令人刻骨銘心的事是，今年4月16日，莫干山2021年春季論壇在北京香山舉行。此時，正值您與病魔斗爭期間，仍然抱病為論壇和第二天的體改研討會錄制講話視頻，呼喚“支持民營經濟發展”。這個視頻是您生命最后的 “絕唱”，和最后出席公眾活動的影像。不由得想起唐朝詩人李商隱的著名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怎能不讓我潸然淚下?!

　　圖17，高尚全先生于2021年4月16日舉辦的春季莫干山會議上發表視頻講話

　　尚全先生，過幾天就要舉行您的追悼會了。追悼會前，我托八寶山殯儀館在您靈前獻了花圈，祈愿您——“改革前輩高尚全先生精神永存” 。今天，我再次到了您曾經住過的樓前，又看了看大門，看了看陽臺，看了看窗簾。您走了，尚全先生：我們，何日再續改革緣?何日再續改革緣?

　　2021年7月4日，于二道白河小鎮祭

　　常修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