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對中國是前所未有的壓力測試，中國交出了一份優異的答卷，我想大家應該都有這樣的評價。

我對2020年的概括是，一個好于預期，二個標志性事件。

“一個好于預期”，主要經濟指標、就業、通脹率、國際收支都好于預期。

“兩個標志性事件”，一是經濟總量邁上百萬億大臺階。這對中國經濟是標志性事件。按年均匯率計算，2020年達到了14.7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的比重預計會達到17%左右，這是很大的臺階。我們邁過這個臺階，是有標志性意義的，為“十四五”開局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二是基本消除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對人類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展望2021年，我認為，內外環境將繼續深刻復雜變化。新冠肺炎疫情仍面臨諸多變數，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進一步顯現，經濟恢復基礎還不牢固。所以，2021年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復蘇仍面臨挑戰。

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不確定性仍然較大。目前全球疫情形勢仍嚴峻，中國也出現多點散發病例和多地局部聚集性疫情。所以“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壓力仍在。這對經濟會產生新的影響。比如2020年12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以下簡稱：社零總額)同比增速回落0.4個百分點，我覺得和防控疫情是有直接關聯性的。

第二，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發達經濟體2020年三季度強勁回升，但四季度重新陷入收縮。全球產出缺口短期內難以填補，經濟復蘇可能更加漫長曲折。如果疫苗不能有效覆蓋，2021年上半年，世界經濟仍將籠罩在疫情之下。多國疫情防控隔離措施收緊，產業鏈、供應鏈斷裂風險仍將增加。主要經濟體為應對疫情沖擊推出空前規模的財務政策和貨幣政策，債務水平突破歷史高位。根據國際金融協會數據，(債務水平)是全球GDP的370%，這也為后期的金融風險埋下隱患。

第三，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顯現。最突出的是消費恢復仍然滯后。2020年社零總額同比下降3.9%；消費比投資增速低了6.8個百分點。疫情沖擊下，居民收入增長放緩，消費傾向明顯下降，這也導致最終消費下拉經濟增長，全年要下拉0.5個百分點。從投資來看，制造業投資比2020年下降2.2%。民間投資轉正了，但仍然低于預期。制造業投資市場70%以上是民間投資，制造業投資低迷也反映了民間投資規模還沒有完全恢復。

第四，就業與企業仍面臨較多困難。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受疫情沖擊更為嚴重，餐飲、旅游、交通等服務行業仍沒有完全恢復。而這些行業是吸納就業的主體，所以，就業壓力依然比較大。特別是2021年就業大學生再創新高，預計達到909萬人。而世界上超過900萬人的國家也是屈指可數，瑞典(總人口)900萬，挪威600萬，丹麥600萬，芬蘭600萬，也就是我們一年畢業生超過一個芬蘭總人口。再加上海外留學生回流數量增加，所以2021年大學生就業壓力將明顯增大。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企業庫存和應收賬款的壓力也在增大，產成品庫存在增長，應收賬款也已經連續幾個月增長。小微企業虧損面還比較高，主要也是市場需求不足，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用工成本上升這幾個因素帶來的。

第五，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平衡仍面臨壓力。地方基層財政收支矛盾比較突出，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明顯增大，企業債券違約事件還是在不斷出現。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業貸款延長到2021年3月底還本付息，信貸違約風險也是存在的，現在銀行都在增加撥備，商業銀行不良率有可能會反彈。

第六，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政策還會持續，并繼續與中國保持比較大的利差水平，這導致短期的資本流入壓力明顯增大，匯率升值的壓力也還存在。如果這種資本流入壓力繼續，匯率上升的壓力依然存在，也會增大中國資產泡沫化的風險。

以上這些都是中國經濟2021年將要面臨的挑戰。從總量上看，由于2020年的基數比較低，2021年經濟增速會有個強勁的上升，特別是一季度。其他宏觀數字可能也會非常好看，但微觀主體困難局面可能并不像宏觀數據那樣上揚和明顯改觀。所以，宏觀和微觀的背離現象在2021年會更趨突出。

應對挑戰的政策建議

2021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又是現代化建設新征程的開啟之年，如何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復蘇和健康就尤為重要。考慮到外部環境仍然復雜嚴峻，國內經濟恢復存在結構性差異。隨著政策正?；暧^政策邊際收緊，風險會加大，因此把握好政策節奏和力度尤為重要。政策操作上要“精準有效，不急轉彎”，這是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的，但做起來真的需要精細化，要把握好每個時段，這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1年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央強調要提質增效和增強可持續性；同時，又要保持適度的支出強度。從這個基調來看，政策會有所調整，但這種調整具有漸進性。我個人理解，制度性的減稅降費政策需要進一步完善，而應對疫情的階段性稅費“減免緩”要針對行業差異進行分類調整。

2021年的赤字率可能要下調。“十四五”開局之年，建設項目需求比較大，還需要保持一定的資金支撐。前些年的專項債也會陸續到期，再加上特別國債2021年肯定不會再發，專項債還是要保持適度規模。

貨幣政策上央行也明確了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廣義貨幣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當然，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宏觀杠桿率的基本穩定。如何保持宏觀杠桿率的穩定？在促進經濟恢復和防范風險之間要做好跨周期的平衡。比如，中小微企業的扶持政策可否適度繼續，需要相應研究，延期還本付息這些紓困政策，要不要有個過渡性的安排也需要研究。

普惠小微企業的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可以適當延長，而且可以逐步地利用這個工具適當提高信用貸款的比重。當然，對銀行面臨的風險壓力可以通過多種融資工具，多種渠道增加商業銀行的資本金，特別是中小銀行的資本金，妥善地予以緩解這種風險壓力。

因為人民幣匯率的上升壓力仍然存在，因此如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大體穩定，也是貨幣政策需要把握的一個內容。

針對有效需求不足，應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結合，更大力度地采取積極的措施。

短期來看：

(1)要穩定大宗消費。汽車消費已經開始出現反彈，要順應這個趨勢，考慮如何推進從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鼓勵新能源汽車的消費。

(2)要順應90后、00后逐步成為消費主力軍的趨勢，鼓勵發展新型消費業態，促進新型消費和擴容提質；也要控制好居民部門的高杠桿和高房價，避免對消費形成擠出效應。90后是消費主力軍，但他們也是購房的主力軍，每月的按揭對消費是有明顯的擠出效應的。

當然，短期的刺激政策隨著回歸常態化會帶來后期的補償。所以，我們還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安排。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需求側管理，我認為，應更多側重于制度性安全。要促進消費穩定的內生增長機制，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戶籍制度、公共服務制度方面要進行相應的改革和制度安排，這樣才能形成有效的內生增長機制，才能有效擴大國內需求。

供給端方面，隨著全球疫情的發展，供應鏈斷鏈風險依然存在，供應鏈調整趨勢會進一步強化。所以，如何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性、可控性，也是2021年需要關注的一個重要事項。針對一些“卡脖子”的環節，要下決心推進技術攻關，解決國產替代，依托龍頭企業帶動供應鏈的本土化。

要利用中國的產業優勢和配套優勢加快工業互聯網的建設。“十三五”是消費互聯網的一次浪潮，我們形成了若干全球市值可以排前二十的企業，但最近這種優勢在相對弱化。“十四五”可能是工業互聯網的一次浪潮，要利用工業互聯網來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升級，來根本性地提高制造業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宏觀政策、需求、供給，要解決這些根本問題還得靠改革，要發揮改革的引領和先導作用，越是面對挑戰、風險，越要深化改革開放。我記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每年有個年度評價，在評價中國過去一年的表現時指出，“疫情期間，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并沒有停下腳步，這對改善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和貢獻會逐步顯現出來。”

2021年，隨著經濟的恢復，更要推進改革開放，包括健全以公平為原則的產權制度。在激發民營企業投資熱情方面，在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方面，還可以采取一些更積極的措施來增強市場主體的信心，改善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的預期。

(本文系作者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