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落實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對各領域改革的全面評估，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科學方法論。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也強調要建立科學評價機制，對改革效果進行全面評估。為了打造科學、權威、可操作的第三方改革評估模型，為地方綜合改革和專項改革提供第三方評估服務，“改革第三方評估課題組”在吸納借鑒各地改革評估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評估方案（以下簡稱“改革評估方案”）。 
    “改革評估方案”匯聚傳統社會調查和大數據的優勢。體現在具體方法上，就是針對改革的直接利益相關者通過傳統問卷調查的方法，從而對可以感知的問題進行有效測量；對于綜合類、技術含量較高的改革問題，如指標體系的權重、難度系數等，則發揮專家的優勢，通過德爾菲法確定。同時，借助大數據趨勢化、樣本數據精確化的優勢，通過政府系統并行數據、網絡情緒數據、網絡輿情數據，能夠對改革方案、改革推進、改革效果問題進行動態監測、精準定位，從而實現對改革全過程的科學評估，并為深入推進改革提供針對性咨詢建議。“改革評估方案”也是有效應對傳統改革評估中信息不對稱、利益關聯、角色扮演、評估成本等難題的方式，確保改革評估能夠發揮多元主體的優勢，通過大數據的關聯性和樣本精確性來解決上述難題。
    “改革評估方案”堅持群眾滿意度作為根本導向?！案母镌u估方案”在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上，立足問題導向，以群眾滿意度作為核心目標。所謂的價值追求就是以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為導向，注重改革成效的評估，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服務，這是我們改革評估的根本遵循；所謂的問題導向就是堅持以公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矛盾、問題、風險和挑戰為導向，改革不僅要回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還要有效回應公眾的訴求；所謂的群眾滿意度就是把是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否堅持公平正義、是否給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作為改革成效的評價標準。
    “改革評估方案”堅持全過程、差異化評估。改革評估方案吸收借鑒國內外政策評估的經驗，堅持前置評估，事后評估并重，實現全過程評估，即改革方案、改革實施、改革效果評估，其中尤其突出改革效果的重要性。針對不同類型的改革評估，改革評估方案分別進行不同形式的指標構建。除了對地方政府綜合改革的測評外，針對涉及多部門的改革，特別是存在牽頭部門、配合部門的改革，“改革評估方案”還提出了改革配合度的評估，從而調動牽頭部門、參與部門雙方的積極性，防止相互推諉的問題發生。
    “改革評估方案”關注前置評估，強調科學方案的重要性。改革方案評估是一種前置評估，科學、有效的改革方案評估能夠對改革方案進行把關，防止政策失誤、提高執行效率?！案母镌u估方案”主要關注回應性、社會知曉度和風險控制。回應性即改革方案是否體現了公眾的參與，是否有效回應了公眾的訴求，是否符合法律、政策的要求和全面深化改革戰略部署；無論是基于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如果說改革方案的宣傳是衡量政府工作推進的方式之一，那么相關群體的知曉程度則是從結果層面評估改革方案影響力的方式，也是更高的要求；是否對改革的風險和社會影響進行預評估，并針對可能風險提出了解決方案，也是一項完善的改革方案不可或缺的內容。
    “改革評估方案”突出改革保障機制，主張建立暢通的推進機制。暢通的改革推擠機制、落實機制，是完成改革目標的組織保障。“改革評估方案”主要通過組織建設、執行的社會知曉度、組織體系建設、溝通渠道等方面進行評估。改革目標的實現，推進機制和組織體系必不可少，只有組織體系完善，溝通渠道順暢，才可能促進改革的順利推進；改革實施同樣有一個傳播和知曉的問題，改革實施機制是否得到有效傳播，改革直接利益相關者、間接利益相關者的知曉度如何，也是衡量改革實施的方式之一。改革的目標群體對改革實施有了一定程度的知曉，不僅是改革實施成效的體現，也是持續推進改革的保障。
    “改革評估方案”堅持結果導向，將改革成效置于核心位置。改革效果評估可謂是改革評估的重中之重，是評估的根本指引，也是通過動態循環評估進而完善改革的重要方式?！案母镌u估方案”課題組認為，改革直接利益相關者的感知、獲得感是改革的核心內容，也是評價改革成效的重要內容。而間接利益相關者對于改革也會有一個的感受，對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建設等方面的感知，也是較為寬泛意義上的改革效果衡量方式，其結果會體現公眾對政府的信心和對改革的信心。只有改革切實回應群眾訴求，增強了目標人群的獲得感，提升了社會公眾對于改革成果的感知，才能夠增加群眾對政府的信心和改革的信心，能夠有效促進政府公信力和深化改革的群眾凝聚力建設。
    “改革評估方案”吸收各地經驗，實現全方位優化。相比較目前各地的改革評估方案，“改革評估方案”實現了全方位的優化。首先是評估主體的多元化，參與評價的主體除了通常的黨員干部、市場主體、專家學者、人民群眾之外，還增加了專業代表，包括“兩代表一委員”、NGO組織代表、媒體代表、網絡大V等群體代表，同時還增加了直接利益相關者、間接利益相關者，以及參與改革的深改辦人員等群體。更為多元的主體，不僅符合社會群體分化、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而且有效體現了改革的公眾參與，能夠對改革進行更精準的評估；其次，基于大數據和傳統社會調查數據的多元數據融合，實現了對改革方案、改革推進和改革效果的動態監測和精準定位，無論是問題發現、還是完善建議，都更具針對性和科學性；此外，通過大數據，除了增加評估結果的可視化、動態展示，還能夠篩選出各地改革的先進經驗，有利于政府機構在理清問題的基礎上，借鑒先進經驗進行改革的完善。

    （馮楚軍 南儲鑫）

    （文章發表在《改革內參》2016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