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當前國內國外形勢變化、官方釋放的信息來看，或可預判到“十四五”規劃中的一些重點議題。像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劇外部環境變化，大國之間博弈升級，加強自主創新、對卡脖子關鍵技術攻關等對我國變得更為迫切。
從當前國內國外形勢變化、官方釋放的信息來看，或可預判到“十四五”規劃中的一些重點議題。像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劇外部環境變化，大國之間博弈升級，加強自主創新、對卡脖子關鍵技術攻關等對我國變得更為迫切。
10月26日至29日，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在京召開，研究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建議，雖然不會涉及具體量化指標，但會指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體制改革和國內外形勢的重大變化，列明階段性戰略取向、主要目標、重點工作等。
這份建議將用于指導“十四五”規劃的編制。按照慣例，在2021年經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會明確經濟增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城鎮化率、研發經費占GDP比重等量化指標。
其中，預期性指標往往依據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確定，用以引導社會預期、凝聚共識努力實現；約束性指標多為施政目標，會層層分解任務、確保落實到位。
這些跟民眾利益密切相關，也蘊含著大量投資機會。比如“十三五”對生態環保的重視，PM2.5約束性指標納入，經各方努力，藍天白云的好天氣確實越來越多。
從當前國內國外形勢變化、官方釋放的信息來看，或可預判到“十四五”規劃中的一些重點議題。像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劇外部環境變化，大國之間博弈升級，加強自主創新、對卡脖子關鍵技術攻關等對我國變得更為迫切。
為了應對外部不利條件，也為了適應國內高質量發展需要，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并明確這是適時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毫無疑問，“雙循環”將在“十四五”規劃中有系統部署。
此外，諸多基礎性改革有望繼續推進，但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可能成為一大重點；疫情暴露出我國醫療體系的短板，有望在“十四五”期間實現更充分的修補，“健康中國”戰略的群眾基礎更堅實；擴內需戰略的推進，如何完善收入分配、實現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為外界所期待。
經濟年均增速或在5%-6%
普通民眾對“十四五”規劃很樸素的愿望，莫過于希望國家經濟能穩定增長，收入也能穩定增長。的確，經濟增長了，收入增長才有可能。
“十三五”規劃預期，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年均增速超過6.5%。從2016年到2019年四年實際情況來看，經濟增速穩定在6.1%至6.7%的區間，增速雖趨于下降，但整體相對穩定。不過，若往前再翻五年，2011-2015年間，我國經濟增速從9.3%降到6.9%，五年時間回落了2.4個百分點。
2020年，我國經濟經受住疫情沖擊，在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的背景下，有望成為全球唯一的全年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這足以體現我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
“十四五”期間，我國經濟潛在增速如何？市場有不同的判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報告指出，此次疫情將加速經濟進入中速增長平臺的進程，“十四五”時期年均增速將下降至5.0%-5.5%左右。不過，我國經濟結構將進一步優化，消費率有望進一步提升，創新引領的特征更趨明顯。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預計，“十四五”規劃可能會明顯淡化經濟增長目標，要么不設定明確的增長目標，或者設定一個較低的且更靈活的增長目標（例如5%左右）。雖然2021年中國實際GDP增速在低基數推動下有望反彈至7.6%，但考慮到人口老齡化加速、儲蓄率下降、供應鏈轉移和科技領域進一步受限等抑制因素，預計未來5年中國實際GDP平均增速可能放緩至5%。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表示，考慮到“十四五”期間大國博弈的深化，疫情對經濟的沖擊是趨勢性、深層次的，以及我國深化改革和“雙循環”戰略的進一步落實，在多種不確定性因素作用下，我們的規劃應該要有一定程度彈性，“十四五”增長目標可設定在5%左右。如果我們能在“十四五”期間迎來一輪改革紅利、人力資本紅利、技術革命，就能開啟新的局面。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大家總是以GDP的增長來論英雄，“十四五”規劃可能會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的經濟基礎很好、韌性很強，產業結構也比較健全。經過努力，未來五年中國完全可能把經濟增速保持在5%-6%的區間，在不過分計較經濟增速的同時，保持高質量發展、實現國家總體目標。
“雙循環”是未來五年的主線
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即推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無疑將成為“十四五”規劃的主線。
今年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圍繞“雙循環”發表多次重要講話，不斷闡釋其內涵和外延。習近平強調，這個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做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
之所以稱之為“戰略決策”，在于內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近年來，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國發展的要素稟賦也發生深刻變化，國際大循環動能減弱，而我國內需潛力不斷釋放，國內大循環活力日益強勁，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加劇了這種變化，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沖擊，中國需要發揮國內超大市場優勢，帶動世界經濟的復蘇。今后一個時期，這種外部不確定不穩定風險因素仍多，選擇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實屬必然。當然，我國仍然會順應全球化趨勢，繼續擴大開放，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分工合作、互利共贏，形成國內和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推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無疑將成為“十四五”規劃的主線。鄭迪坤攝
習近平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這背后是一個系統工程。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王昌林表示，以辯證思維看待“十四五”期間的新機遇新挑戰，全面落實創新驅動、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擴大內需等重大戰略，以科技創新催生發展新動能，以深化改革激發發展新活力，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汪濤表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會引導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很多提振內需、對外開放的政策，可能都會在這一主題下統籌整合、加速推進，包括推進新型城鎮化和基礎設施建設、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表示，現在推進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至少有兩個特點：第一要提高內需比重，第二要提高關鍵技術、重要產業鏈的可替代性和抗沖擊的韌性。壯大國內循環并不意味著對外開放的后退，反而需要一個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劉世錦認為，可以抓住擴消費、人力資本提升、建設生產和創新大國這幾個要點，來促進經濟形成良性循環。具體而言，可利用中國這個世上最大消費市場，來帶動商業模式創新，進而推動技術創新；通過提高生產力，將中國變成一個生產基地和創新大國；這個過程中，要完善社會政策，推動人力資本的提升，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提升消費能力——這才是國內大循環的基本含義。
擴內需的關鍵：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我國內需潛力很大，不僅僅在于制造業升級、基礎設施補短板、新基建等投資潛力，更來自于“14億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背后隱含的巨大消費潛力。
近年來，國民陸續掀起了出國出境游的熱潮，帶動大量海外購物，成為奢侈品最大買家，國內影視、旅游、游戲、文化等行業增長很快，這些都是中國蓬勃消費潛力的印證。中國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助推中國諸多企業躋身世界500強企業之列，也成為各類外資企業的必爭之地。
隨著消費占GDP比重的持續提升，消費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時間，消費才是擴內需的主要來源。在決定消費水平的諸多因素中，收入無疑是最重要的一個。擴內需這個系統工程背后，都繞不開“收入”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表示，應該把“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確立為2035年經濟社會發展重要目標，通過提升人力資本、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暢通橫向流動渠道和縱向發展階梯，讓10億左右中低收入者邁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形成擴大內需的強大支撐。
有機構測算，若中等收入人口保持每年7.2%的增速，十年后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將翻一番，這種規模增長將使未來十年GDP增長率年均提高0.5個百分點。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綜合經濟研究部副主任馮煦明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背后對應著生產、分配、流通、終端需求多方面改革。比如，生產端要補齊核心關鍵技術的卡脖子短板，要提高各類資源利用效率，還要增加醫療、養老、人力資本提升等公共服務供給；分配端要爭取通過接下來三個“五年規劃”的發展，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由現在的4億人擴大到8億人左右；流通端要新舊基礎設施并重，切實降低流通成本；最終需求環節要平衡好消費和投資的關系。
至于如何實現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各方建議有不同的側重。
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投資室主任張明表示，當前制約消費擴大和消費升級的堵點至少有四個，分別是收入財產分配失衡、房地產對消費的持續擠出、農村居民消費較弱、教育醫療養老等優質服務供給不足。
“應繼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安全網，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更好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旺盛需求潛力。”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撰文表示。
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表示，中國GDP總量占到世界的16.3%，而最終消費只占世界的12.1%，挖掘這部分消費潛力，對經濟帶動作用會很明顯。蔡昉給的建議是，加速農民的市民化進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惠及到農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錢，但是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也會大幅提高，會讓農民工更沒有顧慮地去消費。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認為，要增加農民收入，根本在于找到中國農業發展的出路。中國農業占就業份額偏高、農業回報率較低、農業勞動生產率低，這些問題背后在于農業發展不夠經濟，即勞動力、土地、資本利用不夠經濟。
創新驅動更為迫切：攻克“卡脖子”關鍵技術
過去五年，創新驅動戰略下，全民創新創業熱情高漲，成為很鮮明的國民記憶。諸多行業出現產能過剩，更多企業設立研發部門，加大研發投入。鼓勵企業研發投入的政策相繼出臺，政府還加大了資金投入，布局了一批重大科技項目、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愈發重視基礎研究、原始創新。與此同時，給科研人員松綁、激發創造活力的科研管理體制改革，也在持續推進。
2015年到2019年，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從1.42萬億元增長到2.21萬億元，研發投入強度從2.06%增長到2.23%，我國科技實力進一步增強，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也在加強。不過，2019年研發投入強度2.23%，距離“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的預期目標（2.5%）仍然有差距。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不穩定，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受到沖擊，我國在芯片等關鍵領域的技術短板充分暴露。在“十四五”及未來更長的時期，科技創新對我國而言變得更加迫切，更為重要。
眼下，很迫切地是要利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集中攻關關鍵核心技術。
為此，高校、科研院所已經行動起來了。9月16日，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科學院會聚焦一些關鍵核心技術，瞄準關鍵的基礎材料、核心工藝、基礎算法、重大裝備等核心技術需求，在光刻機、橡膠輪胎、高端芯片等方面爭取主動揭榜，發揮多學科綜合優勢，集結精銳力量組織系統攻關，有效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
若著眼于實現2035年進入創新型國家的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強國等長遠目標，我國在科技創新方面要付出艱辛努力。除了集中攻關“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還需要有對基礎研究、原始創新的長期投入，以及對創新友善的體制機制環境。
10月21日，科學技術部部長王志剛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未來，將把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擺在整個國家科技工作的更加重要的位置。探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原創性科學問題的發現和提出機制，建立對非共識項目和顛覆性技術的支持和管理機制，進一步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優化投入結構，加大對冷門學科、基礎學科和交叉學科的長期穩定支持，為科研人員靜心思考、潛心研究、全心投入提供更好的服務，支持和鼓勵廣大科技工作者勇闖創新“無人區”。
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原司長徐林表示，美國等西方國家出于維護自身競爭優勢、戰略利益博弈和意識形態斗爭的考慮，極可能強化對中國在高技術研發合作和產品技術服務出口方面的限制。中國政府和企業需要在更多領域加強新技術的自主研發，來改變高技術品和關鍵技術設備依賴海外供給、受制于人的困難局面。這雖然有相當難度，但值得持續努力，需要在科學發現、基礎研究、人才培養、人才吸引、環境營造、產學研融合、軍民研融合方面進行諸多體制機制改造和資源配置的強化。
深化改革開放：重點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
今年以來，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除了多次強調的“雙循環”戰略，以及更迫切的科技創新戰略驅動之外，另外一系列重大布局，就是改革開放舉措頻頻推出。
從4月份出臺的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到5月份出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6月海南自貿港建設總體方案的推出，8月自貿試驗區擴圍，10月深圳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方案的推出，這些都體現出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中國堅定不移推動改革、擴大開放的決心。
彭森表示，今年4、5月先后出臺兩個深化改革的重要文件。4月份加快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文件，是要解決當前改革中遇到的深層問題，優化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要素配置。5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則是目標導向的改革任務清單，揭示了未來我們要建成一個什么樣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五”期間要改革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一些生產關系，特別是要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改革。
在深圳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方案中，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被放在首位。在諸多改革中，選擇以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為抓手，頗有點回歸到改革的初衷——為了提高生產力。當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起來，那些新興的、高效的、有盈利前景的行業企業，才能更好發展壯大。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彥斌表示，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相對滯后，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市場存在不足之處，難以滿足經濟發展要求。像戶籍制度仍然附著不少公共服務，特別是與子女教育掛鉤，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勞動力的流動；工業用地供給以出讓為主，需要企業一次性支付較高土地成本；缺乏相對統一規范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平臺，容易造成摩擦性失業。
4月出臺的文件，詳列了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大要素的改革方向，比如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股票市場基礎制度、健全職務科技成果產權制度、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等具體改革內容。
部分改革已經在有序推進，比如股票市場注冊制、有序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等；但部分改革提及多年，卻始終困難重重。
王一鳴表示，“十四五”時期，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要堅持目標引領，也要問題導向。通過改革消除資源配置扭曲，推動產業技術變革，加快新舊動能轉換，釋放經濟增長潛能。
王一鳴進一步指出，傳統生產要素領域，改革的核心目標是消除資源配置扭曲，把勞動力、土地、金融資源配置到生產率更高的領域，使經濟達到潛在生產可能性邊界。在新生產要素領域，改革的核心目標是推動產業技術變革，加快產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先進技術擴散，使我國的潛在生產可能性邊界達到國際前沿水平，以釋放仍然存在的追趕潛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正在成為國際競爭制高點的背景下，加快培育技術和數據要素市場尤為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