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編制好“十四五”規劃，為開啟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擘畫藍圖。“十四五”時期是加快經濟社會建設的關鍵時期，深入研究“十四五”戰略機遇期內涵與特征對于做深做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意義重大。中國疫情防控已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對此次疫情的反思和經驗或將體現在“十四五”規劃之中。
本報特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教授深入闡發疫情變動下，對“十四五”發展規劃的思考與展望。
記者：“十四五”時期是在“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我國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的第一個五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將是長期的，您認為“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如何實現持續發展？
樊綱：不要低估疫情的影響，做好世界經濟蕭條的準備，會不會出現三十年代那樣的十年大蕭條，現在還說不準，但一般性蕭條是可以預見的，至少今明兩年世界經濟可能會呈現負增長。在這種背景下，外貿、外資等都受到影響，如何充分發揮我國大市場的潛力，充分發揮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優勢，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環，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仍能保持一定的增長，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我們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促使中國加快轉變增長方式，更加重視自主創新，繼續做好自己的事情。比如，要更加重視美國以外的其他市場，深入開發國內消費市場的巨大潛力。進一步擴大開放，通過實施《外商投資法》，放寬股比限制等系列措施，提升我國利用外資的水平和質量，并進一步擴大制造業、服務業、金融業、農業等領域的開放，提高我們的技術水平、技術能力和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加大經濟體制改革力度，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深化“放管服改革”，減少市場準入限制，減少審批環節；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政府補貼制度；保護知識產權，擴大知識產權激勵機制；發展直接融資，發展資本市場。
著力進行基礎研究與自主創新，發展高新科技產業。目前我們不僅在高新科技領域落后，如信息技術領域、芯片、AI、區塊鏈等，許多傳統產業中也存在短板，雖然我國產業門類很齊全，但是許多產業仍處在低端或中低端，不少領域還受制于人，如精細化工領域，目前有10萬種產品，我們現在只能做3萬種，且多數在中低端，還有大量的發展空間。因此，下一階段我們要重點補短板，加強基礎研究和自主創新。落后意味著我們有后發優勢，我們可以依靠后發優勢在這些領域有所作為，從而實現更好的發展。
制定“十四五”規劃要以平衡為重點，要保持好供給與需求、產業之間，金融和實體、區域之間等各種平衡關系，避免大的內傷，我國經濟就可以持續發展。在世界發展不平衡的狀況下保持一定的平衡，我們就占有一定的優越地位，所以要更加突出各種平衡關系的問題。長期來講，我國經濟的發展仍面臨很多問題及挑戰，但同時挑戰也是機遇，只有繼續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才能在“大變局”中持續發展。
記者：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影響，貿易減少、外商撤資等預估引發的全球產業鏈重構趨勢成為近期宏觀經濟領域的熱議焦點。疫情變動之下，全球產業鏈會如何變化？是否會發生“去中國化”進程？在進行“十四五”規劃時需要考慮哪些問題？
樊綱：美國要美國企業回去，日本也提出補貼日本企業的分散化，一些生產能力要轉移到其他國家去，認為過去太過集中?，F在，美國企業、歐洲企業、日本企業都看到，供給鏈不能太長、不能太遠這個問題，都要搞“中國+1”的分散化，企業供給鏈要“雙鏈管理”。產業鏈的調整是今后五年甚至十年發生的情況，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是我們進行“十四五”規劃時要充分考慮的問題。
面對產業鏈的調整轉移，需要澄清幾件事：
一是關于“去中國化”的說法，在很多方面，它只是產業鏈調整的問題，不必把它視為完全排斥中國的趨勢，不必太悲觀。
二是“去中國化”主要講不要依靠中國的出口，并不是說所有企業都要遷出中國，企業也不會這樣選擇，中國有市場，有比較好的基礎設施條件。
三是“去中國化”并不是不允許中國企業到其他地方投資，除涉及國家安全的的產業，一般很多產業，各國仍然歡迎中國企業投資，創造就業。所以，不能說中國企業不能出去了，也不是說國外的企業都要撤出中國。在“十四五”期間和今后的很長時間里，我們要面對全球產業鏈的調整，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進一步改善基礎設施條件，進一步完善網絡基礎設施等，未來會有更多企業來中國。
有關世界產業鏈調整，據我們初步分析，未來會呈現產業鏈區域化、板塊化的新格局。從時區來講，三大時區形成三大板塊，即美洲一塊、歐洲北非一塊、亞洲亞太一塊。這三大板塊相對自成體系，產業相對完整。產業鏈的物流相對較短，調整起來比較容易。在每個板塊中則是“雙鏈”管理，即兩個供應鏈管理，一個供應鏈在國內，一個供應鏈在國外，相對來講，這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中國也是如此，中國既要采購美國的，也要有其他來源。
面對這種格局，我們要自主研發，加大補短板力度，加強科學研究、技術研究。美國主張“去中國化”，其實中國補短板一定意義上是“去美國化”，我們也要保證安全，一定程度上我們無法避免這個脫鉤。與此同時，我們仍然要吸引外資，補短板并不是說中國企業做所有事情，我們依然要吸引國際企業到中國來，要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建設更好的營商環境，使基礎設施環境更好，吸引全世界更多的企業到中國來，吸引更多的人才到中國來，為中國的發展做貢獻。同時，我們也要防止最壞的事情發生，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聯合起來和我們硬脫鉤，甚至對我們封鎖，這就要求我們維護好國際關系，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我們不想有新冷戰，更不希望有熱戰，而是希望推進多邊主義全球化的發展。
記者：多重影響因素使2020年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但仍有一些積極因素可能推動經濟保持一定的穩定性。您曾提及城市化是“十四五”發展的重要支柱，對此，可否具體談談您的看法？
樊綱：的確，城市化是“十四五”發展的重要支柱，現階段是城市化進一步深入發展的階段。我認為，這個階段城市化的特點就是城市群的形成，通過城市群的發展推動整個城市化進程和中國經濟的發展。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些城市群，在“十四五”期間，從政策層面應該鼓勵這些城市群進一步發展，包括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以及以省會城市為核心的小一級別的城市群都有大的發展潛力。中國的城市化完成了不到60%，還有巨大的潛力和非常長的前景。怎么使城市化進程更加健康、平穩、均衡，使得市場持續擴大，是我們下一階段著重考慮的問題。大灣區、大城市群、城市帶就是下一階段城市化的重要形式和重要方式。
城市群的發展將促進下一輪的城市化，以帶進經濟發展。這幾年，從中央到地方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城市群發展的政策，除了京津冀、粵港澳、長三角三大城市群外，還有中、東部的省會城市周邊都在建城市群，發展同城化可能使得有些地方房地產政策“一城一策”會有所調整，從而拉動一部分需求。城市群的概念是充分發揮大城市聚集效應，創造更多的就業和產值，推動經濟發展。在大城市群當中，通過基礎設施的連通，可以使大中小城市資源互補，甚至是城市和農村互補。大城市房價高，我們可以只把工作和精神文化消費這方面的需求放在這里解決，而居住、休閑等功能需求可以放在大城市周邊的中小城市和農村，這樣小城鎮就可以得到發展。
城市群的一個好處是實現了區域內大中小城市的互補，打破了過去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局限。城鄉一體化發展潛力巨大，如果大中小城市能夠協同發展，軌道交通能夠發展，周邊的中小城市甚至農村的土地、住房等都可以成為大城市的供給，很多瓶頸問題就能得到解決。世界各國的城市化也都是這樣走過來的，這應該成為國內發展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