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莫干山研究院院長曹文煉，在中改院舉辦的”疫情沖擊下的產業發展專家網絡座談會”上發言，再次呼吁我國盡快制定新的一攬子“產業恢復振興規劃”，或者提前制定“十四五”專項規劃，應對即將到來的世界經濟新的“大蕭條”。

曹文煉認為，對本次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嚴重影響不可低估，二季度開始歐美主要發達國家進入經濟蕭條、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已成為大概率事件，至少是二戰后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當然我們對此也不必過于悲觀，現在我國的國民財富和宏觀調控基礎、全球經濟的合作和治理能力都大大超過以往，關鍵是決策應對不能有大的失誤，一定要有全局和前瞻性思維，一定要發揮好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兩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可偏廢。正確制定規劃，可以實現有效政府與市場機制地結合，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

當前總量政策只能依靠“放水”，只要不導致通脹這是各國救急的必然選擇，誰不放水誰就吃虧，這也是1929年大蕭條的一條重要教訓。前不久我們莫干山研究院組織的視頻研討會“回首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參見莫干山研究院公眾號文章：標題“莫干山講座：回首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貨幣財政政策只能治標，治本還需要結構調整和振興產業，需要依靠產業政策、區域政策引導，恢復生產流通和釋放經濟增長潛力。制定規劃不僅僅能夠確定未來發展振興的目標，而且也是協調平衡政策，落實未來主要投資的項目。

2009年初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國曾經出臺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對此主要應該給予積極肯定評價，對于中國發展和世界經濟危機后的恢復，都起到不可否認的重要作用。不足之處在于，當時對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視不夠、產能低水平重復建設較多、支持銜接的財政貨幣政策精確度也不夠。而且，當年的十大振興規劃主要是針對傳統制造業領域的，有九個規劃是制造業，只有第十個是物流業。對所謂4萬億元投資的作用也應該從上述兩方面來看，發揮的積極作用還是主要的。記得當時國務院要求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迅速制定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在春節前后大約一個月時間很快就編制出臺九項規劃，對于擴大投資消費、降低企業負擔和振興經濟起到了較好的引導作用。

近兩個月來，國家應對疫情已經出臺了很多措施，但是沒有規劃引導，容易病急亂投醫、政策碎片化。我在參加今年2月29日絲路產業與金融國際聯盟舉辦的研討會上（參見絲路產業與金融國際聯盟公眾號，標題：“一帶一路建設與疫情應對”），提出應該研究制定一攬子經濟恢復振興計劃，協調財政貨幣扶持政策和引導社會投資的資金流向，并且注入深化供給側改革的內容，彌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同時也可以與正在編制明年開始實施的十四五規劃相銜接，因為我國“十三五”原來制定的專項規劃也基本上到今年結束，以往都是先出臺五年計劃再制定專項規劃，實際上專項規劃是中長期規劃的基礎，當前形勢需要可以提取編制專項規劃，五年規劃出來后再進一步調整。

當前需要制定哪些專項規劃？曹文煉認為，重點是以下五大類或者五個方面：

一是制定發展新基建和完善基礎設施專項規劃。中央確定當前擴大投資要以新基建為引領，但是社會上對于“新基建”的認識不盡一致，我認為可以有狹義新基建和廣義新基建之分，狹義應該是與互聯網技術應用或數字經濟密切相關的，像5G的應用等，廣義則應該把需要發展完善的基礎設施投資都包括，即彌補現有基建的短板，如現在出臺的支持新基建的政策就把城際交通也包括了。我主張制定廣義的基建投資專項規劃，實際上也是基礎設施補短板和升級的專項規劃，這樣對帶動內需的作用就很大了。

二是制定鋼鐵煤炭汽車化工等制造業保護和調整專項規劃。這次疫情對制造業的影響并不亞與服務業，而且這些行業的供應鏈已經全球化了，面對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有可能影響更大。近年來的“三去一降一補”政策取得很大成績，去杠桿、去庫存等去年已經基本調整到位，但也存在依靠行政手段難免過于急迫的問題。關鍵和難點都在于“補”沒有到位，補短板大大滯后，需要通過制定專項振興計劃來彌補，同時特別要注意在全球供應鏈受損失情況下的產業保護問題。

三是制定服務業振興發展專項規劃。包括生產性服務業和非生產性服務業，或者我更傾向叫傳統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傳統服務業大多數是中小微企業和民營經濟，與就業最密切相關，也是當前保就業的重點。現代服務業包括交通物流、金融保險業等，前者主要需要保護和發展，后者更重要的是與數字經濟發展對接和調整升級。經過疫情沖擊，大家對公共衛生安全和健康保障體系都更加重視，要大力扶持社區和家庭保健服務業的發展，健全養老保障體系。

四是制定振興建筑業和房地產業的規劃。應該理直氣壯地肯定建筑業和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也要堅決貫徹“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要糾正近年來的兩個政策誤區，一是鼓勵發展特色小鎮建設，但是不應該一律要求建設特色小鎮與產業發展項目配套，發展小城鎮應該主要是分流大都市人口過于密集、解決大城市宜居住所和美化鄉村建設的主要途徑，這也是發達國家城市化走過的共同道路，歐美大多數人群都居住在城市周邊50公里的小城鎮或鄉村。二是加快解決小產權房的市場化問題。本來小產權房就是農民私人所有的宅基地，隨著城鄉經濟的發展應該允許市場化交易，這個問題爭論了多年，近年來反而政策退步了。我一直呼吁分步驟先解決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周邊的小產權房存量問題，在試點的城市（放權省級政府）確認規范以前的小產權交易后，可以補征交易稅和市場差價，這樣可以“一舉三得”——農民增收擴大消費、地方財政增稅減輕債務、購買者（現在的住戶）確權后則會增加城市對新農村的投資。據前幾年測算小產權房（已經出售）存量就有8000萬平米，如果能夠分三年解決，再擴大到增量，每年農民和地方政府增收都是一個可觀的數量。建議在試點的基礎上“十四五”期間出臺新政策或立法規范后推廣，這也可以加速鄉村振興。

五是制定海外產業投資保護和發展專項規劃。“十三五”我作為專家組成員參與了國際產能合作專項規劃的研究制定和中期評估，這也是十三五唯一涉外的專項規劃。目前也已經到期，要研究疫情沖擊對我國海外投資的嚴重影響，抓緊制定保護措施和扶持政策，量力而行。要穩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明確只有列入雙邊或多邊政府以及國際組織合作協議的項目才能確認為“一帶一路”建設項目，并且這些項目除了少數依靠我國政府援助，絕大多數應該主要依靠開發性金融（包括主權財富基金、政策性銀行和絲路基金以及中國牽頭成立的國際金融合作機構等）牽頭融資或與第三國（機構）共同投資。要樹立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貫徹全球命運共同體理念，盡可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全球公共產品，包括公共衛生、文化教育等投資項目，也應該盡可能與經濟類項目結合在一起打捆投融資。

以上專項規劃應該與明年出臺的“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相銜接，但是執行期限不一定都要確定為五年，可以根據需要實事求是選擇分為3年、5年，甚至8年或10年，每2-3年滾動調整。

來源：中國改革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