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遭遇利益固化

　　在經歷了30余年改革開放后，中國改革的實質性深化在當下卻成為一個頗有沉重感的話題。改革走到了“深水區”，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進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會有人受損”的改革事項都已做完，任何一項深化改革的任務都會面臨既得利益“固化藩籬”強有力的阻礙。各項改革已深度關聯交織，“牽一發而動全身”。過去在局部發力尋求突破就可以改觀全局的空間已明顯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驗正集中于“全面改革”這個基本概念之上。

　　現階段的主要特征，我覺得可以用四句話來描述。

　　“黃金發展”和“矛盾凸顯”相伴隨

　　在中國各地稍作調研就可以感受到，我們仍然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站在30余年高速增長后的新起點上，經濟增長發展的勢頭和市場成長的潛力仍在。不論是大城市、中小城鎮，還是不少農村地區，建設場景給人印象深刻。

　　但來自資源、環境以及其它矛盾的制約日趨明顯、咄咄逼人。霧霾已打擊大半個中國，某些地方新上馬的重化工項目不斷遇到民眾的強烈反對，且演變為震動全局的群體事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收入分配問題更為凸顯，社會心態越來越明顯表現出一些經濟體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所經歷的“端起碗吃飯，放下筷罵娘”、追求“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等特征。

　　“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對沖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在“下臺階”，從10%左右下行到7%～8%的區間是大概率。

　　相關的下行因素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即將消失、老齡化社會壓力迅速到來，以及較高基數上投資“報酬遞減”的影響，等等。

　　不過，可以對沖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們重視與爭取的。

　　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鎮化紅利(“動力源”需求釋放引發的“成長引擎”效應)、科技創新紅利(走創新型國家道路、激發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乘數效應)、社會管理紅利(社區治理、非營利機構和志愿者組織成長的基層自治、社會和諧的興利除弊效應)。

　　使這些紅利能夠釋放出來的關鍵，是實質性“攻堅克難”的改革能否變為現實。業已壯大的民間資本、社會資金，以及可以調動的民間智慧和活力，必須在改革中更多地貢獻“正能量”。至于新一輪價稅財聯動改革、投融資改革、國資體系改革和政府改革等，亦實在不可回避。

　　一旦上述下行因素與上行因素對沖，我們所能爭取到的，是今后十幾年、二十幾年經濟實現年均7%～8%增速的次高增長與結構優化。

　　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后實施的以財稅為重點的宏觀層面配套改革，再到“入世”鎖定的全面開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創新解放了生產力，促使中國邁向現代化的新時代。但在漸進改革的過程中，既得利益也變得尾大不掉。十八大后，高層關于“壯士斷腕”的改革決心已有明確表述，但社會上、企業界、市場中對于在體制內“自我革命”的懷疑仍未消除。

　　在深化改革的努力與既得利益博弈的背后，是改革與社會矛盾累積這兩只老虎的賽跑。這兩只老虎各自要素齊全，都在往前跑。誰跑得更快一些，將決定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中國夢”的成敗?；饧鹊美娴淖璧K，是改革的最難之處。

　　“總體路線圖”與“最小一攬子”改革相配套

　　既然追求可持續增長和民族復興的關鍵在于實質性的深化改革，那么十八大后的第一年，即2013年，將成為中華民族接受歷史考驗的新起點和關鍵性節點。

　　在今年晚些時候將形成具有“頂層設計”性質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深化改革的中央文件，以及與之呼應的“先行先試”創新推進的實踐，將是決定我們能否合格應對挑戰、掌握機遇的關鍵。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勇氣、魄力和更高的智慧與操作水準，推進“五位一體”的全面改革。在總體“路線圖”下還要配之以多輪“最小一攬子”改革的“時間表”設計。今年財稅領域已明確于8月1日在全國鋪開“營改增”改革，這勢必倒逼整體財稅改革及與之聯動的多方配套改革。

　　總之，實干興邦，事在人為。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最大熱點和難點、最需要做實的大事，就是改革?？陀^地說，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二元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在新起點上的新動力仍然雄厚，但同時很大部分的動力是以“潛力”形式存在的。要如愿地使潛力釋放、活力激發，真正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質量與幸福感的提升，必須義無反顧、“壯士斷腕”般地推進和深化歷史性的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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