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通常經歷過三個階段：以資源投入推動增長的階段，以效率提升實現增長的階段，和以科技、創新驅動的增長階段。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制度改革開創了中國市場經濟的起點，那么，十八屆三中全會則是以一系列具體的制度設計推動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以效率提升實現增長的后工業時代。
改革的邏輯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35年來，中國所有的改革無不圍繞三個關鍵詞：市場化、縮小城鄉差別和對外開放。新一屆政府不過是承襲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屆政府的改革邏輯并將其進一步落實到制度設計。
我們知道，任何效率都是建立在激勵基礎上的，而“制度”恰恰是圍繞提高效率來調整激勵機制的一系列規則設計。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經濟建設為工作重點的政策方向，為上個世紀80年代的農村聯產承包制的推廣創造了政策基礎。農村聯產承包制通過剩余農產品的私有化實現了對農村勞動力的有效激勵，從而大幅提高了農村的勞動生產率；1984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建立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通過調整企業經營者的激勵機制提高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生產效率。在這個基礎上，1993年，啟動國有企業戰略重組，大量國企通過股份化改制上市，進一步調整了公司治理結構，同時，股份化帶來的社會資金為國有企業注入了新的市場活力。
農村聯產承包制和城市國企改革從不同角度詮釋了中國特色的“市場化”這一關鍵詞。1998年開始，縮小城鄉差別成為經濟政策的另一個重要目標。
農村聯產承包制和城市國企改革從不同角度詮釋了中國特色的“市場化”這一關鍵詞。1998年開始，縮小城鄉差別成為經濟政策的另一個重要目標。
農村聯產承包制的分配原則是“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余的是農民個人的”。而農業稅費恰恰決定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分配比例。
200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率先在安徽全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把多種名目的農村稅費歸并為“農業稅及其附加”，用于維持村級組織運轉。兩年后，稅費改革試點擴大到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04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一號文件”，提出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同時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之后的兩年內，全國所有省區市都陸續取消農業稅。
與此同時，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也提上議事日程，2005年3月，農業部出臺《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農村土地承包權的流轉開始有了制度的依據。
如果說，聯產承包制和農業稅費改革都是解決農民的激勵問題，那么，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的推出，則是解決農業人口流動和現代化農業生產的制度基礎問題。
在中國經濟不斷走向市場化的同時，引進外資和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大創舉，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通過稅收優惠等各種措施招商引資，吸引國外資本以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在中國創立企業，并以此帶動了中國外貿出口的高速發展。2000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國內外貿企業以價廉物美的中國產品加入國際分工，成為國際制造業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制造”由此而舉世聞名。
“開放”不僅帶來了促進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資本，同時也帶來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目前，我國外貿依存度接近50%，中國的商品市場和國際商品市場已經在競爭合作中深度融合。在這樣的時候，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逐步實現資本的跨境“雙向流動”，將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提上自貿區的議事日程。從WTO到資本項目可兌換，中國從實體經濟的開放走向金融市場的開放，從商品市場國際化走向資本市場國際化，從企業貿易規則與國際接軌到金融監管體系與國際接軌，這不僅是金融自由化的開端，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全面開放的一個里程碑。
改革的背景
經過35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外貿規模、城鎮化水平以及國民財富的總體水平都有了巨幅提升。但是，35年以資源投入推動的增長也累積了不少問題：
1.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由于制度缺陷，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造成的外部性，如環境污染、資源破壞等相關問題沒有通過相應的法律法規和稅費制約，讓企業充分承擔其成本。發展的收益全部為企業所有，發展的成本卻是整個社會承擔，成本收益不對稱導致整個社會的自然環境不斷惡化，公民的生存安全受到威脅。
2.經濟結構嚴重失衡。自上而下追求高增長偏好導致大量資源投向容易拉動GDP的基礎建設，重投資而輕消費，政府投資產生的擠出效應導致醫療、教育及其他第三產業及服務業發展的不足，而同時礦產、冶金、建材等基建驅動的上游產能卻嚴重過剩。
3.人口老齡化。計劃生育環境下，人口平均撫養率的下降對于提高當期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卻給30年后的社會養老問題埋下隱患。而財政收支制度的不合理加劇了社保養老問題的潛在危機。
4.缺乏約束的行政權力在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下，創造了越來越大的尋租市場，逐漸走向權錢交易的制度性腐敗，并因此加劇社會的貧富差距和各種社會矛盾，
由于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國的投資環境不斷惡化，資本回報率在不斷下降，造就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神話的低成本勞動力、高儲蓄率、廉價土地及其他資源要素逐漸消失，內部經濟增長面臨供求失衡的瓶頸，對外，中國制造的外貿競爭力在不斷衰減，只有通過深化改革，中國才能破解增長困境和外需依賴，并逐漸緩和積累深重的社會矛盾。
因此，面對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困局，改革既是“穩增長”的現實路徑，也是調結構的必然選擇。
改革的目標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來看，改革的框架包括“五位一體”，總共16項，60條，涵蓋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等方方面面，在“五位一體”的改革總框架中，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是重中之重。
從經濟方面來看，改革的核心內容包括建立現代市場體系、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改革財稅預算制度和農村土地流轉制度。
從政治方面來看，通過深化司法體制改革，逐步實現司法獨立，以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并通過權力清單制度有效限制政府部門的公共權力。
從社會制度改革方面來看，允許單方獨生子女生育二胎是計劃生育制度的轉折點，也是我國尊重人權、平衡人口結構的開端。與此同時，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則是致力于消除人口跨區域流動、城鄉流動的障礙，讓不同區域、不同職業身份的居民享受同等的社會福利保障，縮小社會基本福利保障的城鄉差別和區域差別。
總體而言，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復興中國夢的基本設想：市場經濟、法治國家，并在此基礎上實現文化多元，這是本輪改革的最終目標。實際上，這也是現代國家的基本框架。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引入全體人民受益的市場化機制，破除的是舊的生產方式，觀念是主要的阻力；而這一輪“深化改革”改變的是利益分配格局，觸動的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因此，改革的阻力來自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過程將是利益集團和公眾之間的博弈過程。
主要改革內容
1．財稅體制改革
財稅體制改革是經濟改革的核心，也是政治改革的切入點。這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包括三個層面：
第一層面是“稅收法定、預算透明”，解決的是公共財政的權力約束問題。在所有法治國家，稅收法定原則對于約束征稅機關的公權力、維護納稅人的基本權利，具有重要意義，是稅法領域的“帝王原則”。198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實施國營企業“利改稅”和改革工商稅制過程中擬定有關稅收條例，以草案形式發布試行。這個授權導致我國現行18大稅種中，僅有《個人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車船稅法》這3個稅種，是由全國人大立法確定的征收權，而其余稅種的征收合法性，均源自國務院所作的暫行規定和條例，也就是行政性規定。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財稅制度改革包括將稅收和預算審批權重新交給人大，在行政程序上進一步嚴格執行“稅收法定”原則。
第二層面是通過稅收調整和轉移支付，進一步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從我們目前的財稅制度來看，增值稅、營業稅、進口稅等間接稅的比重偏高，而針對企業生產流通過程征收的間接稅絕大部分最終都通過物價轉嫁給消費者，成為全體居民（包括低收入居民）的稅賦負擔，因此，這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把調整間接稅和直接稅的比例作為一個重要目標，通過降低間接稅的比例來降低低收入群體負擔。同時，通過擴大一般轉移支付，降低專項轉移支付，引導公共財政資源流向教育、衛生、公共基礎服務和社會保障項目。
第三個層面是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結構，實現政府職能轉型。一方面，增加政府在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領域的支出預算，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同時適度降低政府投資支出，淡化政府的投資職能。另一方面，通過“營改增”等稅制調整，中央進一步上收財權，同時在此基礎上逐步上收事權，把教育、衛生、社保和環保的財政支出統籌權力上收中央，從而進一步促進不同區域的教育、醫療衛生及社會環境、自然環境的均衡發展。
2．投融資體制改革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商品市場的改革開放就已經基本到位，但金融市場的管制卻始終沒有放開，金融抑制導致我國長期以來資源錯配，效率低下，這種低效率隨著融資規模的擴張，演繹成不斷集聚的信用風險。
我國的金融抑制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第一是存款利率管制，第二是金融業的準入限制，第三是證券市場的行政干預。
十八屆三中全會深化改革《決定》推動的投融資體制改革，主要實現：①開放銀行業的準入限制，包括對內向民營資本開放，對外向境外資本開放，打破金融業因行政管制而形成的市場壟斷，這將改變中國未來金融市場的競爭格局，進一步提高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水平，倒逼利率市場化改革繼續深化；②資本市場監管模式的轉型，放松證券產品上市的行政限制，改審批制為注冊制，這是證券行業金融產品創新的制度保障，將促進直接融資市場和投資銀行業務發展，釋放資本市場的活力，股權、債券、期貨期權等多層次資本市場將步入新的發展時期。
在上述基礎上，逐步放開人民幣存款利率和人民幣匯率彈性，并允許國內的資本要素走出去，國外的投融資者走進來，逐步提高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程度。
3．國企改革
新一輪國企的核心有兩個：①提高國企利潤的上繳比例，使得國有資產收益能夠有效支持政府的公共財政。我們知道，收入瓶頸和支出剛性是財稅體制改革面臨的兩大難題，提高國企利潤上繳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財政收入瓶頸，為政府提高民生支出保駕護航；②改革國企治理結構，政府通過組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將條件成熟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資委從國有企業的“上級主管單位”轉換成“控股股東”，通過董事會決策的方式管理國有企業，從“管資產、管企業”到“管資本”，行政之手逐漸淡出，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一樣，按照市場化原則選聘經營團隊，硬化國企高管的業績約束，提高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能力。
如果說第一輪國企改革是通過戰略重組解決國企的長期虧損、行政化等歷史遺留問題，第二輪國企改革解決的則是在管理機制上為盈利性國企走向國際市場，成為具有市場活力的跨國企業創造條件。第三次國企改革將從人事制度、財務制度及公司治理結構上進一步落實政企分開的改革宗旨。
4．要素市場改革
建立現代市場體系、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鍵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就基本完成了商品價格的市場化，但要素市場價格，包括能源、自然和礦產資源、資本、勞動力、土地等長期以來仍是處于管制或半管制的狀態。要素價格雙軌制一方面導致國有企業外部約束軟化，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市場競爭的不平等。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是讓不同的市場主體面對同樣的資源競爭和效率約束，無論對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還是創造公平競爭的現代市場體系，都是至關重要的。
行政權力淡出要素分配領域，取消要素價格雙軌制，讓自由交易下的供求關系成為主導市場價格的唯一因素，是打破國企壟斷，逐漸實現公平競爭的制度基礎。
5．社保制度改革
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城鎮化”是縮小城鄉差別、促進社會公平的途徑。而“人的城鎮化”首先要解決農民進城以后的社會保障問題，其次是農民離開土地的財產處置問題。這里自然涉及到兩個制度的改革：一是社保體制改革和戶籍制度改革，二是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
通過社保體制改革，中央上收社會保障資金的管理權和分配權，在全國統籌的基礎上實現精算平衡，不僅可以破除現行社保管理體制對人口流動的障礙，而且從長期來看，能有效縮小社保福利的區域差別和城鄉差別。在此條件下，推動戶籍制度改革，讓進城的農民工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社會福利保障。
大量農民離開土地之后，農村土地的集中經營是現代農業發展的物質前提，而農村土地的集中和高效率使用必須以農村土地交易市場的發展為條件，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將是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的第二輪農村生產方式的改革。
第一輪改革通過解決農村勞動者的激勵問題，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第二輪改革是在市場化原則下通過規?；霓r業生產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此外，產權保護制度、行政權力約束機制以及司法獨立的制度安排等為經濟改革建立一個公平廉潔的政治環境。這是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制度紅利?！?/s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