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決定中走向公平可持續

——評《市場決定――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大考》

作為以改革研究為已任的中國改革智庫，中改院每年都要向社會貢獻一本改革年度研究報告，就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深入研究。這也形成了中改院獨有的研究品牌。因此，當2014年中國改革研究報告《市場決定——十八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大考》擺在我面前時，我有一見如故之感。翻閱完這本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教授領銜主編的書，我認為，中改院從破題市場決定出發，深入分析我國未來幾年面臨的歷史大考，準確抓住了我國發展中的牛鼻子。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就拿出這樣一份研究報告，很不容易。我很愿意向關心中國改革、關注中國發展的廣大讀者推薦這本書，并借此也談談我的幾點想法。

巨大的內需市場是中國可持續增長最為突出的優勢

在我看來，《市場決定》最重要的是回答了一個各方面都很關注的話題，這就是未來幾年中國增長前景究竟如何？近段時間來，我國經濟確實面臨增長的壓力，一些看空中國的聲音多了起來。例如，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紐約大學經濟學家魯比尼最近指出，2014年新興市場面臨數個風險因素，其中中國因素是最大風險，中國經濟仍未排除硬著陸可能性。那么，中國在做出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后，能不能走出一條新的增長路徑，從而實現有效增長？這恐怕是各方都高度關注的問題。為此，《市場決定》從正面做了回答，概括起來是三句話：增長有潛力、釋放靠轉型、前景可看好。

當前，中國消費釋放進入重要歷史時段，中國13億人大市場是最為突出的優勢。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國消費規模有望達到45～50萬億元。并且由此帶來巨大的投資需求。如果這個內需規模能夠得到有效釋放，將奠定7%左右中速增長的堅實基礎，由此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反之，如果內需釋放不順利，經濟增長速度將大幅滑坡，社會風險明顯加大。

《市場決定》同時認為，盡管有著巨大的潛在內需大市場，但從現實情況看，由于改革在多方面的不到位，相關體制不健全，中國內需大市場充分釋放的大環境沒有形成。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消費環境、收入分配結構和投資結構的不合理。釋放內需，需要通過市場決定推進三大轉型。一是實現資源配置由行政主導轉向市場決定，改變資源配置由行政主導的局面，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二是實現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型，加快推進投資轉型，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三是實現從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型，以人口城鎮化為主要載體、以政策和體制創新為重點，有效釋放城鎮化的內需潛力，爭取到2020年基本形成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并為實現人的城鎮化奠定堅實基礎。

應當說，這抓住了中國增長進程中的關鍵所在。這幾十年的實踐表明，沒有經濟轉型，就不可能有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只有經濟轉型才能有效釋放內需，形成消費主導的可持續增長的新格局。脫離這個前提判斷中國增長前景，恐怕很難有準確預測。在三中全會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后，我們沒有理由對中國增長前景抱悲觀態度。

市場主體的活力是財富涌流的根源

我一直以來反復呼吁，企業和居民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我把經濟轉型歸結為一句話，這就是釋放企業與居民等市場主體的活力，真正使他們回歸財富創造主體的角色，而不是由政府來配置資源，來創造財富。

例如，浙江等沿海地區之所以成為發達地區，不在于政府在里面投了多少資源，而恰恰在于企業和居民成了市場的主體，其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得到極大的釋放。單靠政府做蛋糕是不夠的，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企業和老百姓，他們是創造財富的基礎，只要他們的積極性被激發了，財富的源泉就涌現出來。過去之所以難以調動“千軍萬馬”，根源在于政府成為增長的主體，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市場決定》提出了市場活力的問題，我認為非常重要。它進一步提出要釋放市場的三大活力。一是釋放市場機制的活力，重點是打破壟斷、放寬準入；打破管制、放開價格；打破干預、強化競爭；打破分割、統一市場。二是釋放社會資本的活力，重點是穩定社會資本的制度預期，全面放開投資限制，強化社會資本的產權保護，清理與市場決定相沖突的法律條文。三是釋放創新創業的活力，重點是放活市場以保障創新創業自由，改革行政審批制度以降低創新創業成本，形成支持創新創業的資本市場等機制，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以有效落實相關扶持政策。這些分析，值得我們反復琢磨。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最大亮點?！稕Q定》提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回答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定位。什么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直沒有很好取得共識，一種理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必須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另一種理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可以不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所謂“中國模式”就是政府主導配置資源。我在21年前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般，社會主義條件是特殊?！保ǜ呱腥骸吨袊洕贫鹊膭撔隆啡嗣癯霭嫔?span style="font-family:calibri;">1993年11月第23、24頁）

國內外的經驗證明，違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違背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違背市場配置資源，就會受到懲罰，資源就會錯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會受阻。因此處理好一般與特殊的關系非常重要。因為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是經過長期實踐形成的普遍規律，是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是長期積累的共同財富，不是資本主義獨享，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實際大膽吸取和借鑒。正如《決定》所說：“一切從實際出發，總結國內成功做法，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勇于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

因此，我很高興看到，《市場決定》這本書通篇始終貫穿著這個一般規律的主線。尤其是在“市場決定的有為政府”這一部分，明確地界定了政府與市場關系。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不是不要政府作用。有效的市場取決于有為的政府，有為的政府重在促進有效的市場。當前經濟體制改革，重在“告別政府主導型增長模式”，加快形成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新格局。我很贊同這些判斷。

當然，《市場決定》并不僅僅是從市場角度展開分析，它涵蓋了資源配置、國有資本、農村土地、對外開放、有為政府、法治社會、公平競爭等諸多方面，表明研究者對市場決定的理解，既立足于市場，又超越市場。我很贊同文中的判斷：市場決定不僅將直接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將倒逼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不僅是改革理論的重大突破，更是改革走向不歸路的重要標志。

未來幾年是中國改革的關鍵時期，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后，重在全面貫徹落實。在這個背景下，《市場決定》在各個領域都提出一些務實的改革建議，我認為很值得關注。我也希望，這本書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出更多理性、務實的改革研究和改革建議，使13億人的大國盡快走上公平可持續發展的金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