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經濟轉型、體制轉型乃至政府轉型能否順利進行，關鍵是思想轉型。因此，思想轉型是前提和基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同志在今年冬奧會上接受采訪時指出改革已進入艱難時期，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
當前階段的改革之所以難度更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全體社會成員均或多或少受益的增量改革進程已經基本結束，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是要調整目前已經成型的利益格局，以扭轉經濟社會結構的不協調、不合理、不公正，并通過對市場經濟的完善和對公權力的約束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機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樣的存量調整必然要觸動一部分群體的利益，而這些能夠在過去的體制機制下獲得更多利益甚至不合理利益的群體往往又是掌握了更多社會資源的強勢階層，有些甚至就是主導、執行改革措施的公權力持有者和政府部門本身。在這種情況下推進改革，如果單純從物質層面推進，必然事倍功半，只有從思想轉型方面首先突破，才能使改革獲得更大的助力，這既是歷史的經驗，也是現實的選擇。
思想轉型是前三十五年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變化，這些變化歸納起來，可以總結為五個轉變：一是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二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三是從封閉半封閉轉向全面開放；四是從人治轉向法治；五是從物資緊張缺衣少食轉向小康社會。這五大轉變有的已經實現，有的仍在進行過程當中，整體來看，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以思想解放為突破口，首先是思想獲得轉型，繼而順利推動了體制、機制的轉變。
以第一個轉變為例，十年“文革”結束后，我國雖然進行了初步的撥亂反正，恢復并穩定了國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響依舊強大?！皟蓚€凡是”和“以階級斗爭為綱”仍然占據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國家的發展進步仍然受到禁錮。1978年5月開展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從思想理論上否定了“兩個凡是”，號召人們徹底打破思想枷鎖，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打破了教條式的理論禁錮，恢復了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成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基礎上，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也同樣是從思想方面逐步打開局面的。這個轉變首先是得益于真理標準大討論，正是因為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以才使得從實踐中得來的認知開始不斷地沖擊計劃經濟理論的藩籬。其次，從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十二屆三中全會經過多方討論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其中經過了充分的討論、辯論，諸多專家學者在各次會議、文件以及報刊雜志上碰撞思想，最終達成共識，使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小平同志高度評價為：“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沒有思想解放的空間，就不可能在改革進程中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打破思想再次險遭禁錮的陰霾之后，在之前一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惡劣環境當中，《解放日報》刊登了署名為皇甫平的《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等一系列文章，文章激起極大的爭議，但真理在辯論中越辯越明，最終十四大突破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十四屆三中全會進一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整體框架。
從人治走向法治也是以思想轉型作為先導，“文革”的十年動蕩，已經使人們充分認識到人治的缺陷和法治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反思“文革”時指出，“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在南方談話時又指出，“搞法制靠得住些”。此后，經過法學界以及其他社會各界人士的辨析，對法治的認識更加深入，法治也逐漸升級成為與人治完全對立的法治。思想的轉軌最終推動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的方略，十五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的發展，要求我們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span>
從封閉半封閉轉向全面開放等也都走過了這樣的歷程，三十五年的改革歷程用實踐告訴我們，什么時候解放了思想，什么時候改革就能取得巨大的進步乃至突破；哪個方面率先解放了思想，哪個方面就能獲得長足的進步。
思想轉型是推動當前改革的前提條件
當前的經濟社會條件比之改革剛剛起步時物資匱乏的20世紀80年代要好得多，同時，改革的總體方向也已經確定，就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比過去需要摸索改革的方向要更加有利。但是，就改革本身而言，當前的改革難度一點都不比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的改革難度低，改革的阻力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主要的原因就是彼時的改革，主要是思想上的障礙，只要能夠在思想上取得一定的共識，改革就能夠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同時又為全體社會成員帶來收益，進而迅速印證改革思路的正確性，并進一步取得改革的思想共識。當下的改革除了仍然存在的思想阻力之外，既得利益因素已經成為阻撓改革前進的最大障礙。
過去35年來的改革雖然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但13億人口的大國在轉型的過程中必然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漏并導致利益分配格局上的扭曲。改革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過程，當前改革很大的一個任務就是要補足這些制度缺漏并扭轉過去形成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是在利益格局已經定型的情況下，制度層面上的任何一點改革都會對現存利益結構帶來極大沖擊。雖然改革是通過調整利益分配格局來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穩定和進一步發展，最終受益的是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但短期內必然要損及既得利益者，改革對既得利益獲得者而言總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在這種情況下，既得利益和腐朽思想就會加速合流，既得利益利用落后的思想來保障其維護既得利益的政治正當性，落后保守思想利用既得利益的權勢來彌補自身在邏輯上的缺陷和理論上的虛弱。既得利益與保守思想合流對改革的威脅在于，能夠通過制度上的缺漏并在不完善的市場條件下攫取到更多利益的既得利益群體很多都是體制內的權力持有者，在屁股決定腦袋的情況下，這些負有推動政策落實責任的人員在思想上難以真正跟上中央的步伐，對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采取一種消極的態度，這就極有可能使《決定》在各種陽奉陰違當中無法得到真正的落實，成為一紙空文。
要打破這樣的改革僵局，最有效的方法還是要爭取思想的轉型。習近平同志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向全會作說明時指出：“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問題上，一些思想觀念障礙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思想不解放，我們就很難看清各種利益固化的癥結所在，很難找準突破的方向和著力點，很難拿出創造性的改革舉措?！备母锏墓噪A段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要達到改革的目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就必然以切斷既得利益鏈條為前提條件。如果思想被既得利益所綁架，那改革就必然顧左右而言他，專注于細枝末節的修補，有意無意地忽略改革核心領域的突破。
思想轉型之所以是推動當前改革的前提條件，還在于它是化改革的阻力為動力的重要武器。許多學者在談及改革時，都將既得利益者與既得利益格局混同，認定其為改革的阻力。實際上，既得利益者并不一定就是改革的阻力。在中外歷史上，許多革命家、改革家本身都是原有制度條件下的既得利益者，譬如毛主席是富農家庭出身、周總理出身富商家庭、朱德元帥曾經是舊軍閥，他們作為舊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毫不猶豫地投身革命事業，就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沒有被利益所綁架，而是跟上了時代的步伐，接受了新的思想，思想的轉型促使他們從既得利益者變成了革命家。而且，往往這些從既得利益者轉化而來的革命者才是革命（改革）的中堅力量，因為他們比那些希望變革的弱勢群體更有知識、更有力量去推動社會的變革。因此，不能簡單地將過去改革過程中獲利的既得利益者歸結為改革的阻力，恰恰相反，這些能夠成為既得利益者的社會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通過思想轉型積極爭取的最重要的改革力量。一些事實也已經表明，當下許多思想清晰的成功人士、社會精英乃至體制內的各級官員都認識到了現有發展模式、體制機制的不可持續，并且愿意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推動改革前進。這些既得利益者當中的有識之士，將會是改革有力的推動者。我們可以而且應當通過思想轉型將所有愿意為國家繁榮富強、持續發展作出貢獻的既得利益者團結起來，建立有利于改革的統一戰線。
要為思想轉型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
人的思想要在現實當中發揮作用，必須經過言論的媒介，使思想表達給眾人，思想的轉型必然存在新思想對舊思想的沖擊和碰撞，思想的碰撞則必然伴隨言論的交鋒，所以才有真理越辯越明之說，簡言之，言論是思想的載體。只有通過言論的辯駁，人們才可以相互啟發、督促，言論沒有自由的空間，思想就難以實現真正的轉型，所謂創新、突破等都將只能是黃粱美夢。推動改革，需要以思想轉型為突破口，而思想轉型則有賴于一個寬松的輿論環境，如果動輒因言治罪，那么即使開始時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國無諍臣、官無諍友、民無諍言，最終的結果也不會樂觀。當我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如果沒有良好的輿論環境，就更難以通過思想轉型來使改革取得突破。
改革進入到深水區后，改革的對象從能夠直接影響社會財富生產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問題，推進到了更間接但影響又更深遠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一方面，這個層次的改革與意識形態問題更加容易混同，思想解放的難度和敏感度進一步提高。如果不能夠與時俱進地解放思想，過去的改革者就可能成為當下的保守者，這個道理與“鳥籠經濟”在一大二公環境下是改革進步的，但是在市場經濟時代就變成保守落后的是一樣的，只有在思想上進行與時俱進的轉型，才能夠對改革的進度作出正確的判斷；另一方面，改革已經不能夠通過社會財富的創造立竿見影地證明自身的正確性，而是有賴于運用清晰的邏輯、總結歷史的規律、憑借卓越的遠見和追隨世界的潮流來探尋要走的改革路線，并最終通過一定實踐的積累來驗證。因此，要實現思想轉型，就不能預先劃定言論的禁區。試想如果上個世紀80年代嚴禁提及商品經濟而不是激烈爭論，嚴禁提及股份制而不是允許討論乃至試行等，就不可能實現思想轉型，我們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改革成果。今天系統性、復雜性、協調性更高的改革更需要廣泛的討論，嘗試并結合國情吸收各種在國際上行之有效的方法。
當前我國市場經濟還不完善，國家治理體系也還不夠健全，市場上有毒食品時常出現，環境資源屢屢遭到破壞，霧霾籠罩大半國土，貪腐問題也為人民所關注。這些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并非我國的特例，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也曾經出現過：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也經歷了經濟快速發展后類似的誠信缺失、環境污染、貪污腐敗等社會問題，面對這樣的局面，美國的媒體人發動了長達十年的新聞揭黑運動，期間廣播媒體曾揭露不良企業用老鼠肉、病死豬制作肉餡，把正在吃早餐的羅斯?？偨y惡心得把早餐都吐了出來，但得益于美國憲法對公民言論的保護，新聞揭黑運動盡管被一些政府官員嫌惡為“扒糞運動”，但美國輿論界不屈不撓地報道，對國家制度的改良、公民意識的覺醒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和積極的社會作用，奠定了美國社會繁榮的基礎。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我國臺灣地區的新聞媒體也在較寬松的輿論環境當中，通過對“吳蘇案”“蕭天贊案”“上上級案”的新聞監督，顛覆了廣大司法人員的思想認識，有力促進了臺灣司法界的道德自新運動。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求“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達到這些目標，必須要破除從政府官員到市場主體的不良習慣、不良思想、不良作風，而要實現這樣的思想轉型，則必須有一個寬松的輿論環境，使公序良俗能夠感染之、鞭策之。
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是為了讓不同觀點、不同意見能夠自由表達并為改革得出最佳的思路，使對政府公權力的監督、批評能夠發揮更好的督促作用。與此同時，國家也需要有力的監管來剔除那些渲染黃賭毒、宣傳煽動民族分裂、惡意造謠中傷等違憲違法的言論。但我國對輿論的監管還沒有完全納入法治的軌道，不受限制的行政權力對社會輿論隨便干預的結果不僅扼殺了思想解放、思想轉軌的希望，也使政府本身的宣傳喪失公信力。因此，只有將輿論管理真正納入法治的軌道，才能擺脫這種尷尬局面，由此來看，盡快制定《新聞法》是當下促進思想轉型、進而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可行選擇。
?。ㄗ髡邽橹袊洕w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
作者感言：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三個進一步”，即“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其中，解放思想是前提，是關鍵。習近平同志也講了，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關鍵是解放思想。所以我認為可以提出“思想中國”。
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來，我們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之所以能取得理論的創新和改革的突破，都是以思想解放為保障的。離開思想的解放，一切成果都是會落空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礙，一是思想上的障礙，二是既得利益的阻撓。面對這兩個阻力，解放思想仍舊非常重要；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思想轉型為前提條件。
我從事改革工作幾十年來給中央提出的建言共有38件。這些建言有的是事關全面的改革總體規劃設計，有的是改革理論創新，有的涉及發展戰略和政策，有的是重要領域的改革，有的是針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矛盾提出的解決辦法。通過這些建言，我們能夠體會到改革絕非簡單的口號，不能清談空論，改革必須是實實在在的理論突破、體制創新和制度建設。希望我關于改革的一些思考，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能夠引出更多理性、務實的改革研究和改革建議，使13億人的大國盡快走上公平可持續發展的金光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