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來了!”
伴隨著開門聲,經濟學家樊綱穿著黑色風衣,架著金絲眼鏡,走進了休息室內。在此之前,他剛剛結束自己在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EMBA新春論壇上的演講。主辦方規定的演講時間是45分鐘,而樊綱卻講足了一個半小時,在工作人員的提醒下才意猶未盡地結束發言。
休息室內,等候多時的記者們一陣騷動。樊綱頗有風度地坐在記者的面前,仔細聆聽記者提出的問題,時而低眉思索。
“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當聽到某位記者提出關于證監會擴大RQFII試點的問題時,樊綱顯得頗為謹慎,“我不是研究證券市場專業的,我不能隨便評論”。
一直以來,謹慎是樊綱留給外界的印象。有采訪過樊綱的記者評論他回答問題“不求快意褒貶,但追求全面、準確、不留破綻”。作為中國第三代經濟學家中的代表人物,樊綱以研究制度經濟學出名。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他明確表示不愿意回答和宏觀經濟無關的問題。
“謹慎”的另一面則是“專業”。樊綱是北京大學和社科院經濟所的教授,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會副會長,曾在1999年和2005年兩次榮獲孫冶方經濟學優秀論文獎。他的演講,邏輯嚴密,各項數據信手拈來。
正因為如此,當樊綱在演講中作出“中國經濟還將保持7%到8%的增長速度”這樣精確的判斷時,他一定有著自己的理由。
評歷史:過熱增長要不得
今年年初,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5%。相較于前些年“保八”甚至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速度,這一預期目標再次被外界解讀為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信號。
面對這一爭論,樊綱斬釘截鐵地給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們現在并不是增長速度放緩,而是從過去的過熱增長回到正?!?。
在樊綱看來,200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而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有點太大了”,留下了不少經濟過熱的后遺癥。“當時我們犯了兩個認識上的錯誤,一是低估了各國采取刺激政策的效果;二是聽信了外國人的說法,過分強調出口因素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這兩個因素導致當時的刺激政策特別嚴重,力度特別大。”樊綱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
根據樊綱的研究,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出現過兩次大熱。一次是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一直持續到2007年。當時中國的GDP增長速度保持在10%左右,甚至一度在2007年攀升至11.4%。世界范圍內,各國經濟也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在美國,國內住房市場持續繁榮,沒人預料到影響全球的次貸危機正在逼近。
“2007年達到一個高峰之后,2008年政府已經在調整了。想著有兩年的時間,到2010年恢復正常的增長”,樊綱告訴記者。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打亂了這一節奏。當年,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的刺激政策,最令人影響深刻并記憶至今的是“四萬億”的財政補貼。
不過樊綱認為“四萬億”并不是刺激政策中最嚴重的問題?!八娜f億是兩年的指數,平均一年兩萬億。其中大部分是本來就要支出的,而不是赤字。什么叫赤字?赤字就是無中生有創造出來的需求。我們的赤字占GDP比重從1.9%增長到2.6%,其實是很小的一部分?!?/span>
更大的問題在于放開地方融資平臺的閥門。200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銀監會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結構調整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臺,發行企業債、中期票據等融資工具,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
然而,僅僅不到一年的時間,央行對于地方融資平臺的態度就發生了逆轉。2010年,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工作會議中指出,要合理評估和有效防范地方融資平臺信用風險。同一時期,銀監會也把地方融資平臺風險列為銀行業三大風險之首,要求金融機構嚴格控制地方融資平臺新增貸款。
究其原因,在于地方融資平臺的數量和規模在短短一年內急劇膨脹?!?span style="font-family:calibri;">2008年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1萬億,2009年就擴大到7萬億,漲了6倍!”樊綱向記者分析,“地方政府用貸款刺激買房,刺激買車,刺激買家電……一下把經濟都刺激了?!?/span>
依照樊綱的觀點,從2010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了軟著陸的過程?!爱斈暌呀浛吹酱碳ふ叩膯栴}了,所以中國政府第一個退出寬松政策”。2010年4月,國務院出臺針對房地產市場的“新國十條”政策,其中的“限購”、“限貸”等內容被認為是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當年6月份,國家審計署下發文件要求清查地方融資平臺債務。同時,國家貨幣政策也在轉向。2010年全年,央行分別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累計上調3個百分點。第四季度,央行更是連續兩次上調基準利率,釋放給市場的緊縮信號不言而喻。
最近這次的經濟過熱危機也讓樊綱開始反思,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應該保持怎樣的經濟增長速度,才能既不發生通貨膨脹,也不發生通貨緊縮,保持一個理想的發展狀態。換言之,究竟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是多少?
通過對過去20年間中國GDP增長與CPI指數關系的研究和比較,樊綱發現一旦中國經濟增速超過9%,就會發生通貨膨脹。如果超過兩位數增長,那就既是通貨膨脹,又是資產膨脹,導致樓市泡沫、股市泡沫。“這些年動輒9%、10%的增長不符合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它是過熱增長,而不是正常增長。”樊綱給出了自己的結論。
至于中國經濟增長的下限是多少?在目前7.5%左右的經濟增速下,樊綱觀察到中國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已經連續25個月保持負增長?!斑@說明我們現在有點通貨緊縮的征兆?,F實的經濟增速低于我們的潛在增長率?!庇纱?,樊綱認為到2020年之前,中國經濟的合理增速在7%到8%之間,“持續四五年的時間我們經濟又可以上一個臺階”。
觀現在:解決后遺癥難題
盡管從2010年開始,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已經開始轉向,但前一輪過度的刺激政策依然留下了不少后遺癥。其中表現在金融方面的就是地方債務居高不下,以及影子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在樊綱看來,這些都是“典型經濟過熱之后的后遺癥”。簡單地來說,就是產能過剩?!吧a能力怎么過剩的呢?就是經濟過熱的時候需求旺盛、價格高漲,掙錢容易、前景看好,大家都投資,然后一下投多了。從有市場經濟開始,一次次的經濟周期,都是如此?!闭劦竭@些專業問題,樊綱顯得胸有成竹。
今年年初,媒體曝出中誠信托30億礦產信托出現兌付危機。投資者不僅無法獲取收益,甚至將損失本金,打破信托行業“剛性兌付”的不成文規定。
出現問題的是中誠信托旗下的“誠至金開1號”產品。按照中誠信托當初發行產品時的推介材料,這款信托產品籌集的資金將用于山西振富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煤炭整合過程中煤礦收購價款、技改投入、洗煤廠建設等。
三年之前,振富能源這樣的公司算得上“資質優異”,也博得了中誠信托的好感。然而隨著煤炭行業遭遇十年來最大寒潮,煤炭價格持續下調。導致煤炭企業庫存逼近上限,經營陷入困境。礦企生意的慘淡難為了為其提供融資的信托和銀行,給未來本息的兌付增加了很高的風險系數。
就在這場信托兌付風波剛剛平息,投資者得以收回本金之時,國內公司債券市場上又發生了歷史上首個付息債務違約事件。3月初,超日公司發布公告稱,“11超日債”本期利息將無法于原定付息日2014年3月7日按期全額支付,這也宣告“中國式”剛性兌付最為核心的領域——公募債務的“零違約”被正式打破。
據悉,超日公司2010年上市,主要從事太陽能光伏產業。去年下半年以來,市場流動性都在收緊,光伏行業更是進入“寒冬”。證監會上市一部主任歐陽澤華表示,“超日債違約是典型的市場化事件?!?/span>
在樊綱看來,市場上接連出現類似的事件暴露了中國影子銀行的高風險。資料顯示,2013年,通過影子銀行機構的融資占據了中國新增信貸總量的1/3以上。資金大量流向投資過熱的產業,比如房地產行業和礦業;抑或是國家政策扶持的新興戰略產業,如新能源行業。
對此,樊綱認為國家需要改變“產業政策”的提法。“現在和二十年前不一樣了,二十年前的時候是你政府有錢,別人沒錢,你可以自己投資?,F在你有錢,別人也有錢,沒錢還可以上市場融資,信息流通又這么快,政府一說,那錢全投進去,這個行業立刻產能過?!?,樊綱說,“現在真正到了政府說什么好,你就不能干的時候?!?/span>
而對于中國影子銀行的風險問題,樊綱則認為不必過于擔心?!坝白鱼y行不是洪水猛獸”,樊綱旗幟鮮明地表達態度,“好不容易我們的金融有些創新的產品了,讓大家再回到存款貸款的時代,這也不適合。新生事物就讓它發展,發展的過程中有什么問題,再加強監管?!?/span>
另一方面,針對地方融資平臺債務高企的問題,樊綱同樣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在他看來,地方融資平臺的資金大多流向基礎設施建設,這些不能被定義為“過剩產能”。目前出現的地方債務危機,大多是融資項目機制錯配的原因。
具體來說,地方政府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其回報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才能收回,比如50年,甚至100年。因此,這些項目不應該用銀行五年、十年期的短期貸款融資,而是應該采取投資、股票類,或者是長期債券的方式融資。“地方政府的項目并不一定是壞項目,但一定是一個壞的金融貸款。期限的錯配反映的是融資機制的錯配。我們應該像發達國家一樣,發行50年那樣可以傳給自己孩子的長期公共債券來給這些項目融資。”
看未來:增長潛力依然大
在回顧了中國經濟過去和當下存在的問題之后,樊綱展望了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潛力。在他看來,調整勞動力結構、提高創新能力和繼續引入資本,是保證中國經濟增速的加速器。
首先,勞動力結構需要調整。隨著近年來沿海勞動力成本的居高不下,一些外資企業選擇遷入內地,甚至將廠房搬遷至東南亞國家來緩解不斷上漲的人力成本。針對這一現象,不少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學家都判斷中國經濟騰飛過程中的“人口紅利”優勢已經消失,“中國經濟增長不行了”。對此,樊綱卻不以為然,他告訴記者,中國勞動力供給并不僅僅是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過去30年間,中國主要勞動力增長并不來源于人口增長,而是勞動力的轉移,不斷地有農民進入城市,從農業轉移到工業、服務業當中。
“有數據表明農民工平均在城里打工的年限是7到9年,平均年齡32歲。隨著第一代的農民工邁入50歲、60歲,他們又從城市返回農村。所以現在出現勞動力緊缺,農民工工資過快上漲的現象。”樊綱向記者分析。
而要解決這一結構問題,樊綱寄希望于國家大力出臺的城鎮化政策。他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新型城鎮化成功與否取決于人能不能進城。如果人能進城,那勞動力供給就改善了。同時人力資本也會改善?!斑M了城之后,他有一個長期的預期,那他會努力學習,會去積累技術,會有一個職業規劃了。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他永遠不會有知識資本的積累?!?/span>
樊綱認為地方政府必須要加大提供公共服務,為農民進城打造穩定的社會基礎,“地方政府沒有別的路可以走,必須歡迎農民進城。”
另一方面,樊綱認為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越來越強。這一要素將會成為未來增長的巨大潛力。“中國制造這個詞的概念,在世界心目中已經發生了變化。最早中國制造是劣質產品的代表,但是現在一看中國制造,大家都覺得是一個制造能力很強大的國家的產品。這已經不太一樣了?,F在低端的東西讓給洪都拉斯、孟加拉國了,那么我們有理由相信下一階段中國制造的地位還會再高一點?!?/span>
此外,還有資本投入。在樊綱看來,中國目前的儲蓄率還是過高,“現在儲蓄率這么高,都投在國內就變成了過剩生產能力。要是不投,那就都買了美國債券?!狈V說,“所以我們正在努力調整儲蓄率,估計每年儲蓄率降低1個百分點,消費率提高1個百分點,到了2020年,儲蓄就能減少到42%,消費增加到58%,消費市場更大了,但是資本增長的貢獻不會小,適度的投資與過度的投資對增長的貢獻是相同的?!?/span>
“做好這幾件事情,再加上我們知識的進步,制度的改進,我相信改革依然會釋放出紅利。雖然這個紅利不如以前大,不如上世紀90年代,甚至不如本世紀初,但仍然具有巨大的潛力。你把千百萬人的創造力發揮出來的話,真正減少政府的干預,企業能夠真正自由創造,仍然會有很大的紅利釋放出來?!保V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依然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