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經濟學界近期的保“6”爭議，發改委原副主任、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原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認為，我們要承認和尊重在新舊發展模式和增長動能轉換過程中經濟增速適度下行的現實，適當降低增長預期。從長遠看，經濟增速高一點、低一點并不是大問題，關鍵的問題是在經濟增速變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濟要能夠實現增長模式、發展機制的轉換——通過市場化的改革，建立起新的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和制度，這個才是中國經濟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

　　實現增長模式的轉換是中國經濟最核心的問題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當下中國的經濟形勢？

　　彭森：我國經濟經歷40年的高速發展，已進入新舊發展模式轉換時期。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進、長期向好的大趨勢沒有改變，但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地區經濟分化明顯，一些地方投資、消費、外貿指標下滑較快，發展動力減弱。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從10.6%下降至去年的6.6%，平均每年下滑0.5個百分點，今年經濟增長的降速與前幾年大體相當——今年前三季度的經濟增速分別為6.4%、6.2%、6.0%，如果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速維持在6.0%，2019年全年經濟增速可能是6.1%，相當于2019年依舊是0.5個百分點的降速，形勢仍相當嚴峻。這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一個很嚴重的挑戰，也是中國經濟很關鍵的時刻，“6”就成為了大家很關注的一個“檻”了。

　　影響中國經濟的原因有國際因素，也有國內因素。受貿易摩擦影響，出現了中國的部分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產業鏈轉移到東南亞、南美洲的現象。按照國家信息中心的算法，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所遞減。此外，影響中國經濟形勢還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結構性、體制性因素。

　　新京報：對于經濟學界保“6”爭議，你怎么看？

　　彭森：一方面，我們要承認和尊重在新舊發展模式和增長動能轉換過程中經濟增速適度下行的現實，適當降低增長預期。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我們到底要不要保一個具體的數字？我認為，我們不一定要守住“6”這個數字不放，也不要把破“6”看得多么神秘可怕。早些年，我們習慣了“9”以上的增速，后來也慢慢習慣了“8”、“7”的增速，再后來我們覺得“6”似乎已經很低了，但也許再過幾年回過頭看，“6”也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另一方面，考慮到國內外形勢，我們又不能讓目前這種快速下滑探底的情況持續下去。中央提出了“六穩”的要求，近期國務院領導又明確提出，“要把穩增長、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出臺和不斷強化了逆周期調節的一系列措施，重點推出一系列實質性的市場化改革，著力培育新的增長動力源。我認為這些做法都是對的，而且我們在短期內能經過努力將經濟增速保持在“6”左右。

　　但同時從高質量發展看，中國現在的潛在增長率掉得很快，已經到實際增速之下了，我們要有做好“經濟增速會破‘6’，進入到‘5-6’的增長區間”的思想準備。在我看來，從長遠看，經濟增速高一點、低一點并不是大問題，關鍵的問題是在經濟增速變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濟要能夠實現增長模式、發展機制的轉換——通過市場化的改革，建立起新的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和制度，這個才是中國經濟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如果犧牲一點經濟增長速度，雖然中國經濟增速變得稍微慢了一點，但能夠實現經濟增長體制的轉換，這樣一個交換也是值得的。

　　在我看來，通過市場化的改革，在新機制和新動力驅動下，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在“5”以上的中速、健康的發展區間，也是可以接受的。

　　新京報：為什么進行改革要犧牲一定的經濟增速，兩者是二選一的嗎？

　　彭森：如果簡單化地說，保“6”可能就會犧牲一些市場化改革的進程，要么是時間，要么是程度，可能都會有拖延。因為有些宏觀政策非?？赡茉诎l展方式方面走回頭路。

　　當然，中國改革長期積累的一個基本經驗是，要處理好發展、改革和穩定三者的關系。經濟稍微寬松一點的時候，更有利于改革措施的推出。在經濟繃得太緊的時候，改革措施往往就會滯后，雖然可能規劃做得很好。現在我們的改革也是面臨經濟形勢稍微緊張的情況，從當下形勢看，我們可以主動把增長速度的目標定得稍微寬松一點、稍微調低一點，才有利于進行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市場化改革。

　　提振民企信心涉及整個中國的經濟轉型

　　新京報：對于當下的經濟形勢，是否要實行刺激政策的討論也引發關注。對于當下經濟形勢的政策取向，你的觀點是怎樣的？

　　彭森：應該講，現在的貨幣政策是相對寬松的。從目前逆周期調節中的一些政策看，中國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中性的、偏松的貨幣政策。從財政政策看，財政不僅在增支，也在減稅。從當前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空間都是有限的。

　　比如，從財政政策看，如果要進一步減稅的話，就要減支，以達到財政平衡。從中央到地方要真真正正過緊日子，就要把短期內需要增支的項目關停掉。但從近期幾次重要會議討論三季度經濟形勢的內容看，中央仍然計劃進一步擴大投資，刺激消費，包括拉動基本建設的投資，這些做法涉及擴大赤字率、發行國債等措施。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傊?，當下中國經濟處在轉型發展的新時期或者十字路口，我們將長期面對發展中的兩難甚至多難問題。

　　新京報：基建投資還有多大空間？

　　彭森：在舊的增長模式中，基建投資是重要的拉動力。現在民間投資下滑快速，政府的投資主要是做一些基礎設施建設，比如高鐵、高速公路、農產品冷鏈運輸、農村互聯網改造等，但這些投資的范圍也是有限的。

　　中國的高鐵、高速公路發展太快了，但它們的收益短期看較低，長期看是不是優質也很難說?；ㄍ顿Y可以作為權宜之計，能夠把經濟增長保在一個點上。但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依靠基建投資，我擔心又會重回過去那種高投資、高消耗的老路上去，造成經濟結構的失衡。

　　新京報：剛才你也提到，今年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如何提振民企的信心？

　　彭森：提振民營企業的信心涉及整個中國的經濟轉型，也涉及整個市場化改革的常態，其核心是民營經濟是不是真正能夠公平地使用各種要素和資源，能否同等受到法律的保護。

　　現在民營經濟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存在大周期、結構性的問題，一下子不好改變。但短期內我們還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以增強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去年11月，總書記的講話給民營企業家吃了一顆定心丸，止住了當時急劇下滑的民企的市場預期和信心。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出臺更多的配套措施。據我了解，今年有關部委正在制定一個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意見的文件，在今年八九月份的時候，這個文件已經在中央深改委開會討論過了，但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文件正式出臺，我們的有些措施出臺還是太慢了。

　　建立保護民企的產權制度。要下決心持續甄別糾正侵犯民營企業和企業家人身財產權的冤假錯案，建立涉民營企業冤錯案件常態化糾正機制，理直氣壯地保護私有財產權和知識產權。嚴格司法政策和涉案財產處置程序，正確區分股東和公司財產、關聯公司之間的財產，涉案人員個人和家庭成員財產，防止“有限責任無限化”。嚴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等原則，以發展眼光看待民營企業歷史上曾存在的一些不規范行為。完善平等保護的法律體系，即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同等保護，依法懲治侵犯民企投資者、管理者和從業人員財產權益的犯罪。對侵權行為依法懲處，取信于民。

　　還要從政治上，讓民營企業家真正建立起信心，破除意識形態的偏見。

　　如果農村土地從產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會釋放巨大生產力

　　新京報：你一直呼吁推進改革，在當前的形勢下，哪項改革比較容易推進，同時是需要優先進行的改革？

　　彭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大改革，我始終覺得經濟改革是最重要的。沒有經濟改革，其他改革很難取得實質性進展，而經濟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市場化的改革，而市場化改革無非是建立高標準的市場體系，其中，產權制度的建立、要素市場化配置非常重要。

　　產權制度改革中，除了剛提到的民企的產權制度改革，還有一個與要素市場化配置有關的很重要的任務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包括農村土地征用制度、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的改革，以及宅基地使用權的永久化。中國的改革發軔于農村改革，當時的改革解決了農村土地經營形式的問題，但土地產權問題才是土地制度的核心問題。“三塊地”改革試點從2015年開始至今，國家出臺了很多的政策，在法律上有些問題已經解決了。

　　但現在城鄉間生產要素流動市場化還沒有真正地破題。現在很難找到一個地區真正做到尊重農民的土地產權。如果不允許城里人去農村，不允許社會資金到農村，農村還怎么進行改革和發展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論是集體建設用地、還是宅基地，如果能夠真正從現有的一些法規制度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會釋放出巨大的新的生產力，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